王賀
陳子善新著《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封面。（資料圖片）
當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文學」（無論其起點為清末民初，抑或明末甚至更早）已成為歷史，我們該如何理解、看待其文學性、歷史性與文本性？這一問題不僅考驗著每一位現代文學（史）研究者，在關於現代文學的文獻學研究中，顯現得尤為突出。伴隨著這一領域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文獻學實踐的逐漸累積，對其相關問題尤其是現代文學文獻學是否可能、何以可能這兩個問題的探討變得相當重要。也正基於此，二Ο二Ο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上海市重點創新團隊「都市文化與文學」承辦的「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講談會得以順利舉行。是次線上研討會除邀請著名文學史家、文獻學家陳子善先生發表專題演講，與會諸位學者也對其新著《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二Ο二Ο年版，以下簡稱《十講》）進行了集中研討。至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文獻學之關係，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範圍、要義及其發展方向，陳子善先生個人的治學成就等問題，會上均有較為深入的討論。目前除陳先生的講演稿已在「澎湃新聞」網發表外，其餘與會學者的大部分發言尚未整理發表。在徵得與會學者同意、提供發言稿的基礎之上，以下筆者即以會議綜述的形式逐一整理了各人的發言要點，以供學界參考。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資料圖片）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董麗敏教授在開幕致辭時指出，陳子善教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資深學者，多年來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尤其傾力於張愛玲、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徐志摩等重要現代作家作品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今年，他的《十講》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這部著作凝聚了他多年來的研究心得，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領域的最新進展。應該說，關於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構想，學界已經呼籲了很多年，但與積澱深厚、體系成熟的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相比，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構建還面臨著很多挑戰與問題。比如說，如何與時俱進，在紛繁複雜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應有的內涵與邊界；比如說，如何在古／今、中／外、普遍性／特殊性等各種關係結構中，探索構建具有自身特點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再比如說，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如何能夠擺脫單純的「史學化」傾向，以更有歷史感與針對性的問題意識，進一步支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向縱深發展，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中山大學中文系劉衛國教授認為，陳老師的《十講》及關於「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的演講，為我們圈定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範圍，這個範圍畫的挺廣，每一個領域都值得我們深入地探索。另外，從陳老師的演講和著作中，可以看出：其治學方法也有很強的啟發性。《十講》每一講都有經典的案例，他用這些經典的案例為我們如何從事文獻研究作了精彩的示範。比如第一個單元「作品版本研究」，就考證了《呐喊》初版、再版和第三版的來龍去脈，提醒人們：研究現代文學作品，初版本固然應該重視，再版和三版本等也並非可有可無，有的甚至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學界通常強調初版本的重要性，而陳老師的這一結論有點與眾不同，但細想確實很正確。
陳老師的這一觀點對於我們建構現代文學版本學很有啟發意義。又如第七個單元「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考證魯迅為自己的《野草》寫過一則出版廣告，又說魯迅是中國現代作家中給自己的著、譯、編、印的書刊撰寫廣告最多的一位。這一點也很有啟發性，啟發我們可以去研究魯迅是如何自己給自己做廣告的。再如第二個單元「集外文和輯佚」，陳老師發現署名「沙蕾」的三首情詩，經過考證後認為，這三首情詩為聞一多所作，是聞一多寫給方令孺的。但在文末附記中又說，當時蘇州也有一位新詩人名叫沙蕾，此沙蕾究竟是不是彼沙蕾，還有待進一步查考。我們知道，但凡人們做考證，都想一錘定音。陳老師此文花了很大功夫，做了非常周密的論證，個人非常信服陳老師的結論。剛看到陳老師寫的附記有點不解，認為陳老師這不是否定了自己辛辛苦苦考證得出的結論嗎？但轉念一想，這正是陳老師高明的地方，體現了陳老師實事求是的精神，也體現了陳老師能接受不同意見的胸懷。有這種精神和胸懷的學者，才有大家氣象。現代文學史上還有不少筆名沒有被考訂出來，把各種筆名弄清楚，是我們研究者的一個重要任務。陳老師已經帶了一個頭，我們需繼續努力。
《十講》的文風也值得我們學習：《十講》裏的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精煉、非常簡潔，沒有一句廢話。陳老師的文章看起來非常自然，一副渾然天成的樣子，好像沒花什麼氣力，但其實背後是下了很大工夫的。這是很值得我們揣摩、學習的。我們都知道，有一些學者雖然有學問、有思想，但不大會寫文章，看他們的文章，總覺得很彆扭，很費勁。陳老師的文章讀起來一點也不彆扭，不晦澀，通篇大白話，素面朝天的樣子，但有一種簡單明靜的美，真正達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境界。
復旦大學中文系張業松教授指出，陳子善先生的《十講》一書，涉及作品版本研究、集外文和輯佚、手稿研究、筆名考定、書信研究、日記研究、文學期刊和廣告、文學社團史實、作家的社會活動和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等多個方面，向我們展現了他在「文獻學」領域的豐富的成就和貢獻，琳琅滿目，洋洋大觀，雖不能說是畢生成就的集大成之作，亦足以作為他半生辛苦和追求的見證。從這本著作所涉及到的方面，可以一窺子善先生工作領域和成就的大端，如《魯迅日記》的注釋、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整理、改革開放之後最早的《郁達夫文集》的編纂，以及可能更具社會效應的張愛玲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等等；更可以見證他工作的方式方法為相關學術領域的成長所帶來的明顯的推動作用和示範效應，如對作家書信、日記、簽名本、手稿和作品廣告的關注和利用，以及對包含上述種種工作範疇在內的「文獻學」經驗和理論的思考和總結等等。總之，這本新著的出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供我們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陳子善個案」進行系統的回顧和研究，以使其經驗和方法得到更好的推廣、利用和傳承。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新書交流分享會。（資料圖片）
從《十講》中，體會最深的是如下數點：
一、子善先生的涉獵面很廣，看起來珠玉滿紙，各有緣起，未免神乎其技，無從把握之嘆，其實卻來自於一個共同的起點，即是從對重要作家的研究入手，由關聯問題逐漸開拓鋪展開去的。由此可以說，子善先生所從事的文獻學研究，是有他牢固的立足基點的。
二、子善先生多方面的文獻史料工作，都貫穿和體現他自身的關懷和側重，很多成就看似無心插柳，其實是致力而為。比如，他很少關心「左翼」，而始終致力於「海派」。由此可以說，子善先生所從事的，是有情懷的學術，或有情懷的文獻學。
三、子善先生所從事的，與其說是「現代文學文獻學或史料學」研究，不如說是「有文獻史料意識的現代文學研究」，也即是說，他不是為文獻而文獻的，而是為了更好地研究現代文學而不得不去做文獻的。從《十講》來看，他的文獻史料意識有其宏大、總體的面向，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保障體系」；更有其具體而微的方面，如由日記書信到題贈飯局中的種種蛛絲馬跡。二者結合，才使他木秀於林，做出了與眾不同的文獻學。
四、文獻史料之學，本是枯燥無趣的學問，跟子善先生一起做，就又養人又有趣，聽來興味盎然，做來興致勃勃。所以如此，是因為子善先生的工作充分體現了學術與興趣的有機結合，在他這裏，真正做到了學以養志、志以培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人文學科的性質決定了人文學術不能以純工具化的態度去對待和從事，這方面，子善先生的成就和貢獻做出了最好的示範。
總之，子善先生的例子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是文獻史料之學怎樣才能做得進去、做得下去、做得有趣、做得有價值，其中艱難辛苦終期於成所包含的經驗和啟示，值得細細品味、好好學習。
山東大學文學院葉誠生教授回顧了其在三十年前從學於陳子善教授的經歷，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對史料文獻的重視其實已有很久。十五年前，二ΟΟ五年在華東師大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主題之一便是實證方法與史料學轉向，當時討論的核心論題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危機，至少在那個時候，文獻史料問題已被放在一個關乎學科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背景當中加以討論。從二ΟΟ五年再往前追溯十五年，一九九一年，孔范今老師主編了一套大型叢書，十四冊、八百多萬字《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出版，這是更年長的一代學者將文獻學研究自覺引入新的文學史建構的一個例子，陳子善老師當時還特地來山東大學參加了有關的學術研討會。相對於當代文學而言，現代文學研究對文獻學的使用和方法論意識可能會更早一點、也更加自然一些，這當然跟現代文學研究更加具有文學史研究的屬性相關。當然，當下在當代文學領域也有從文學史層面思考文獻學問題、思考學科轉型的問題意識，比如上周吳俊教授，就曾在山大新杏壇做過一個很精彩的報告。
總之，文獻學研究無論從方法論意義上還是就它本身而言，可以說都早已成為我們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正因為這樣，今天，實際上有一項工作很值得去做，就是需要我們很好地總結某些既成的有益的學術經驗，比如像陳子善老師的研究就一直是我們的某種典範，從剛才的主旨報告也能感覺到，陳老師的史料工作實際上一直貫穿著文學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剛才講到的資料搜集與研究工作拓展之間的矛盾就是非常核心的問題，還有新舊文學的「新」「舊」的界分問題，同樣都是白話，同樣都具有底層關懷，舊文學反而更易發生影響，同時許多新文學作家的文言寫作也值得認真梳理。其它像毛邊本背後的文化心態、簽名本牽扯出的史實和問題等等。我們從陳老師那裏也逐漸學會了強調原書原刊的上手、強調理論落實於材料、強調版本意識等，我們的確可以從前輩學者那裏汲取很多經驗，也能從中思考眼下的問題。比如，前面說到的孔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這套書一方面具有文獻輯佚的研究色彩，另一方面，也是與當時方興未艾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緊密相關，重寫文學史提出後，最早較多翻案文章，局部修補、重新排位，基本就是文學場中的話語權力與文化資本重組，但比較缺少整體上的文學史建構，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實並沒有見到被重新書寫的文學史成果。
孔范今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其中三卷叢書。（資料圖片）
那麼，「補遺書系」的做法顯得較為耐心，實際上也較為根本，從對象世界的原初面貌和完整性這方面展開工作，使得重寫文學史的訴求能夠在材料層面先有一定的坐實。比較有意味的是，孔老師向來以文學史的整體觀照和理論思考著稱，但從這一次的學術工作來看，其實又是較為原始的史料挖掘爬梳工夫，似乎與他自己的學術個性有距離，實際上並不是這樣，這項工作恰恰為幾年後的第一部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命名的文學史新著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十四萬字的導論，對文學史命名、斷限和史觀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闡發，提出歷史結構意識和補償式發展等等，這些成果應該被看作補遺書系工程的自然延續。可見，這正是一種有益的學術經驗，也就是提示我們同樣要懷著學術發展的大局觀和前沿性的問題意識去做文獻工作，應該有大的方向感，這樣反而更能體現文獻學路徑的根本性作用。文獻史料工作應該是內在於整體性的學術實踐的，與我們對文學史的整體觀照、與我們試圖形成的一些學術新知原本就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們也能理解近年來伴隨著文獻學學術實踐，對「文獻學轉向」的質疑一直存在，比如是否會淪為一種單純的知識生產，也就是不面對問題也不解決問題，失去人文學術固有的價值關懷。
簡單的「史實重建」不等於學術創造，還是需要一定的問題意識帶動史料整理。對倚重史料文獻傾向的另一個反思角度是用後現代主義歷史觀來解構史料的所謂客觀性，學者們也提出過史料的建構性使它不能等同於歷史本身，當然，如何看待這種質疑也是一個複雜的工作，上個月在山東大學青島校區的一個小型座談會上，趙坤老師談到，假如我們的研究重心放在「思想史」而非行為史，那麼，史料包括史料的建構性，其實又別有價值。所以，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必要的反省能力，同時對既有的質疑本身也應該運用複雜的眼光來檢視。
（未完，待續）
王賀簡介︰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獻、都市文化與文學、數字人文等方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