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一盤文化記憶的拼圖

東瑞

飛走的唐樓

走過昔日做事的舊址,早已不見那我日夕相處的唐樓蹤影。

七十年代中期,每天清晨八時許,我就從土瓜灣的九龍城碼頭搭渡輪過海,十幾分鐘的航程,就在北角碼頭上岸。匆匆忙忙走過琴行街,抵達我上班的地點——位於琴行街與馬寶道交界處六十四號的大光出版社。辦事處在一棟六層唐樓的最底層。出版社前半是五個人在辦事的寫字樓,後面則是兩人管理的貨倉。

我搭的渡輪固定航班,非常準確地按照時間,稍微遲到就要等候二十分鐘或半小時,搭下一班的渡輪。要是遲到,又遇炎夏,勁走帶小跑,抵達公司已滿頭大汗。從碼頭走到寫字樓,以前要經碼頭汽車總站、穿過不少店舖市集,現在代之以一片油綠的、花木扶疏的花園。我喜歡園中那縱橫交錯的小徑,如果和夫人同行,她穿紅色衣裙的話,我就會要她站在我指定的位置,為她拍攝幾張,有種色彩對比強烈的效果。

我曾迷失在綠色天地中,慢慢地往前走,想尋覓七十年代工作過的那棟舊唐樓,已不可得,彷彿在一夜之間被風吹走了,竟然不留歲月的丁點痕跡;而那新矗立的、參差不齊、各有特色的嶄新大廈,一時令人目眩神迷。

懷念那時前後三年的行街日子,我公文箱裏裝著幾本出版社新出版或再版的圖書,常常搭電車,沿途下書店推銷。看書、談書、送書、買書……懷念初到貴境時的拼搏精神,在這家出版社出了我一本幼嫩的處女作,還感恩她接受了我在這裏謀一職,勉強獲得溫飽;不知一起做事的同事如今都安好嗎?

拆遷的碼頭

走過中環嶄新的古典式新碼頭,很大,上下兩層,非常地復古味。從中環玻璃幕牆、摩天大廈延伸出的天橋出發,穿過有無數圓形窗戶的康樂大廈,一路走到新碼頭,非常漫長,才走到過海到尖沙咀、紅磡的中環新碼頭。想尋覓舊日我天天走的碼頭已一樣不可得。我不知道中環舊碼頭何時拆撤的,也不知道新碼頭何時建好和啟用的。曾經一度埋頭做事,不理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到非親身走一趟不可的時候,新碼頭已經像博物館裏的龐然大物那樣,停留在維多利亞港一角,教我目瞪目結舌。

八十年代,我告別了北角,來到了銀行密集的香港中環,在毗鄰街市的一條叫域多利皇后街的一棟大廈內的寫字樓做事,先是在四樓宣傳部,為公司代理的一些圖書寫簡介文字,一幹就是四年;後來調到十一樓,擔任一本讀書雜誌《讀者良友》的執行編輯,一做也是四年。移居香港後,我工作數度與書有緣,在一份雜誌做事,也需要寫一些讀書、寫作隨筆和文學評論,大約也在那之後,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創刊,也約了我寫稿,於是整個八十年代成了我爬格子最忙碌的時期。還記得當時在業餘以寫十一塊專欄稱著的劉以鬯先生因為雜誌編務忙碌,讓出他《成報》的小說專欄,讓我寫一種一個月完的小說,一寫就好幾年。

在中環上班實行打卡制度,小女兒八十年代出生,家務事不少,上班十分趕,有時遲到,一個月的勤工獎也就泡湯了。

那時的中環舊碼頭距離公司不遠,碼頭規模很小,從踏板走上來,得經過兩旁都是小賣店的夾道,一個號稱「沙嗲詩人」的新加坡華人就在一個小舖賣自己製作的沙嗲。上下班時分,一個小碼頭熙熙攘攘的好不熱鬧,充滿了集市那種人情味和煙火味道。

一九八八年後,我告別中環,很少再過這個碼頭了,後來聽說碼頭遷移到不太近的地方,我特地走一趟,哇,新碼頭大到在想像之外。到尖沙咀、紅磡的似乎不同一層?還曾走錯。我拍攝了不少照片。紅磡中環渡輪航線停航了多時,一直到復航的二Ο二Ο年,六月底,我偕同孫女遊覽摩天輪公園,再踏上這新碼頭,感覺上比從前舊的那個冷清了很多。

爬格子的小巷

走過中環、上環的大街小巷,恐怕很少文友有我那種失落感。

我總是在尋尋覓覓,多次尋找八十年代我爬格子的小巷而不可得。讀到這樣的小標題,讀者一定會奇怪,怎麼會有「爬格子」的「小巷」?實際的意思是省略了主語「我」,而不是小巷。

有一度,因為內子芬需要照顧年幼的子女,我成了單職工、家庭經濟的擎天柱,微薄可恥的薪酬不足於三餐溫飽,需要寫大量的稿件彌補家用。我怕兒女在家打擾於心不忍,又擔心我抽煙影響家人的健康,就利用上班提早一小時、下班推遲一小時、中午吃過魚蛋麵後的半小時空檔來寫稿。上午下午多數走進速食廳,叫一杯奶茶或咖啡就開工了。那時我沒用什麼公事包,每天只是拎著破爛的大手抽,裏面裝了筆、原稿紙、剪報本子等等東西。中午那段時間吃得簡單又快,只是魚蛋麵或三文治,配一杯奶茶。不到半小時就吃完,馬上開工。一張小圓檯坐著五六個人,有的白領吃完抽煙、刨馬經。座位的窄逼拘束可想而知,我依然稿子一攤開,拉著寫。寫不完,下班繼續到速食廳開工。那時有好幾個報紙方塊(專欄)需要我填滿,每天交稿;如果是長篇小說,我還需要將前面寫了的溫習一遍,以使銜接順暢沒有破綻。

這樣的在巷子裏見縫插針爬格子的生涯延續了好幾年,直至一九八八年我被調到北角工作才告一段落。離開後,多年就沒有再踏足中環。有一次在中環,想尋昔日常常去寫稿的小巷,可是,他們如同香港消失的大排檔一樣,已經被無數嶄新的、超級的、現代化的摩天大廈所替代了。我躲起來輾轉寫稿的有好幾個地方,賣著大同小異的牛丸粉麵、魚蛋粉麵、三文治、油多、咖啡、奶茶,他們大都開設在街邊巷尾,最常見的是在大廈與大廈之間的夾縫中,擺三五張方桌圓檯,約莫可以供應二十來位白領的中午簡餐吧。

每次走過中環的電車路,總會懷念那些小巷,特地在幾座大廈周圍留心看看找找,真的所有在大廈與大廈之間苟延殘喘的大排檔已經在歲月的更新中蕩然無存、風消雲散了。可是,三十幾年前拼搏的日子總會時不時浮現在我眼前,那個處處都可以當書桌的我一類的爬格子動物,也從爬格子的老牛搖身一變,成為在鍵盤跳舞的芭蕾老男了。

「紙質」的前輩

每次走過街頭越來越少的報攤和如雨後春筍冒出的通宵店,都會留意那些越來越少的紙質報紙。跟許多人一樣,因為閱讀了電子報紙、免費派發的報紙和手機上鋪天蓋地轉來的新聞視頻,而少了光顧紙質報紙。在疫境中,視出外為畏途,在舖頭購物,摸這摸那,很擔心染菌,雙手一天都要搓消毒液幾十次,搞到手皮膚都起皺。何況如今,一份報紙賣十元十一元,幾乎是半盒簡餐的價格了。因此不買、少買報紙也很正常。以前有我文章發表的報紙買它三四份,如今連買一份,也猶豫著是否必要,累計久了,再大的書房也擺不下了。

每次在通宵店翻閱我要買的報紙,總是浮現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倒閉的報紙。先是晚報,成了最早執笠的一批。《新晚報》、《星島晚報》、《明報晚報》、《香港夜報》首當其衝,再來是《中報》、《晶報》、《快報》、《新報》、《天天日報》等報紙陸續關門。如今翻看書櫃裏當時的剪報本子,多到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幾乎大部分報紙我都寫過稿了。

每次想起了那些投過稿、寫過稿的報紙,都會想起了那些我因為投稿或被邀請寫稿而來往「紙質的前輩」——紙質報刊那些我尊敬的老前輩,還有那些爬格子的文友、寫作人。除了少數,大部分境況不太好。賣舊書的柳木下;晚年生活境況欠好的老詩人何達病重,最後鋸掉腿坐輪椅;夏易獨居,旅居外國的女兒回港,才發現母親臥斃地上不知幾多日;老稿匠蕭銅家裏失火,燒傷住院,最終去世;《新晚報》老報人、文學週刊《星海》版編輯陳雄邦也孤單到天國,……唉,這些傳統文化人盡心竭力弘揚文學,太缺乏社會的關懷了。

個人的經歷都折射社會的滄桑變遷,反映了時代的發展和進步;但消失了的許多東西,連接起來都是一道道令人懷念的、無法複製再版的可愛而珍貴文化風景,充滿了溫馨和人情味,它們都隨風而逝了。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東瑞簡介:原名黃東濤,香港作家。一九九一年與蔡瑞芬一起創辦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迄今,任董事總編輯。代表作有《雪夜翻牆說愛你》、《暗角》、《迷城》、《小站》、《轉角照相館》、《風雨甲政第》、《落番長歌》等一百四十五種,獲得過第六屆小小說金麻雀獎、小小說創作終身成就獎、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傑出貢獻獎、全球華文散文徵文大賽優秀獎、連續兩屆台灣金門「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優等獎等三十餘個獎項。曾任海內外文學獎評審近百次。目前任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會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國立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名譽會長、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名譽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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