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令揚
「知識分子」是最近一個熱門的研究題目，但學者對「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本文所說「知識分子」，包括在朝的官吏和在野的士子，也就是「士大夫」的總稱。至於「國」是指一個正統所在、天命所歸，為漢民族統治的國家。「家」不是說一個由父母妻子兒女組的家庭，而是指家派，也就是外國人說的School，這些家派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至於「我」就是自我，即Self的意思。
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個朝代，都以家國為重；談到家國，他們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負，希望藉此來達到為國為家的目的。
元朝時，在位的知識分子，以虞集（一二七一──一三四八）最為典型。他是四川人，一生希望可以在異族統治下使中國文化達到永恆。在他的作品中，所表露「國」的觀念，其實即為「天下」的觀念；所謂「天下」就是漢文化。他既有「天下」的觀念，強調他是屬於哪一家派或思想派系，都是不正確的。一個在蒙古政權效勞的漢族知識分子，根本不可以有「我」或「家」的觀念存在。虞集在那環境中是處於「無國」、「無家」、「無我」的境界。
宋濂。（資料圖片）
由元末過渡到明初的時候，大概有一群人，例如楊維楨（一二九六─一三七○）、陶宗儀、顧瑛（一三一○─一三六九）等，他們雖處於元朝的統治，但基本上他們仍然可以自由發揮對天下的觀念、對民族的觀念和對自我的觀念。譬如，楊維楨當遼、宋、金史編成之後，他覺得脫脫三史並重的觀點不正確，所以撰有《正統辨》來駁斥。楊維楨此舉，在異民族統治之下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從他的思想境界看來，他是有天下而無國家的人。所以，以楊維楨為首這群知識分子在元末之時，是「無國」、「有家」、「有我」的人物。
到底明代知識分子對「國」、對「家」、對「我」的看法怎樣呢？當太祖逐鹿之時，大致上靠知識分子的力量來達到統一。其中包括宋濂（一三一○─一三八一）為首的集團對他在政治上的直接支持，另一方面，也有高啟（一三三六─一三七四）的集團在患得患失之下對他嚮往而沒有直接支持。宋濂入明之後，在江南地區的勢力足以影響、甚至左右當時的政治。當一三六八年太祖定都之後，他對太祖基本上是抱著若即若離的態度；甚至，偶然向明太祖採取一種不重視的態度，例如外國的使節，如安南、日本等，來到中國，當然以能謁見皇帝為光榮。但有一次太祖知道安南使節已抵達南京，卻遲遲未晉宮，詢問之下，才知道宋濂正款待安南使節。身為天子，外來使節入京以後，竟不立即謁見，反而先晉見宋先生，他憤怒的心情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宋濂也倚老賣老，或者感覺自己是可以負起這個責任的人。他平日常以外使索字為榮，由此可見，以宋濂為首這一群人，雖然是活在明朝之下，作明朝的大臣，卻沒有對明朝忠心的觀念。從他對外使的態度，以及《宋文憲公文集》中所載墓誌銘、序、跋等文章看來，宋濂對「家」的觀念，極為濃厚。
至於高啟為首的集團，在一三六八年以前，在江南地區是依靠張士誠（一三二一─一三六七）生活的，《明史》中《高啟傳》，或者有關吳中四傑的記載，都說他們終日遊山玩水、吟詠、射虎。在雅集之中能寫得好詩的，就有黃金賞賜。到底是誰贊助這系列的文化活動呢？贊助人就是張士誠。固然，張士誠未必親自來推動這些活動，但一定是他的手下出面來贊助。高啟這些年青一輩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處世態度，特別在入明之後，跟宋濂等人有所不同。高啟最重視家世出身，懷念祖先光輝的業績。他是一位文武兼備的人才，不但會吟詩、作對、下棋，而且諳軍事、通天文。同時，太祖召開《元史》館，他即被召參其事，這時他還不滿三十二歲。這樣年青的高啟已能跟老師宿儒並駕齊驅，同修《元史》，可證明他的成就是怎樣的高。但當《元史》修成，編修的人相率離去，祇有高啟等少數人留下，留下的目的當然是想作高官，至於高到什麼程度才滿足，相信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明太祖最受現時明史研究者批評的，就是不重視知識分子。高啟在這情形之下自然不能任高官。我們不能把高啟和宋濂比較，因為高啟沒有集團支持，就算有，也是年青一代的集團。年青一代的集團並非不能與宋濂的集團並立，但宋濂的集團卻不承認他們為同一階級的分子，因此，高啟這群知識分子可以說是獨立作戰，是一個「我」Self而已。
高啟。（資料圖片）
在明初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件之時，宋濂集團這個「家」日益擴大。前面說過「家」等於一個政治勢力，當一個知識分子被愈來愈多人邀請寫傳記、墓誌銘、序、跋的時候，他的勢力就愈膨脹。當這勢力發展到極點的時候，就會直迫皇帝了，如果帝皇認為自己的國家得來不易，而且希望世代相傳，豈能不找個藉口，把這「家」剷除呢？宋濂和高啟都是無國之人。其中以宋濂最重要，他不但有家無國，而且兼有我。高啟則有我無家。但當高啟的影響力日漸發展，他一定是逐步地上升，然後威脅著「國」。
高啟在洪武七年因魏觀事件遭受腰斬，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在謀變事敗之後，其他威脅著「國」的知識分子完全被剷除。
（節錄轉載自《明報月刊》一九八二年八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