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令揚
一九七一年，一群香港資深的翻譯大家，在香港大學馬蒙教授、中文大學賴恬昌教授和宋淇先生等人倡議下，夥同查良鏞先生、孫述憲先生、潘光迥博士，創立了香港翻譯學會。創會那天，大會在九龍塘會所舉行聚餐會，出席人數眾多，盡是香港地區翻譯界的精英。查良鏞先生當年已是報界的領導人物，他駕駛開篷跑車而來，頓使整個餐會增添許多光彩。這是我第一次碰見查先生，他予人的印象是一位標準中國式的讀書人，談話之間，非常有禮，永遠帶著微笑和眾人打招呼。自此以後，學會舉辦的活動，我每次都有參加。查先生因為是學會的領導人，當然每次都有出席。查先生當時已是成名的武俠小說大師，和他談話的過程中，了解到他是一位非常有歷史感的學者。
「總要替大學做點事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黃麗松校長接任香港大學校長後，除了增加每個學院的資源外，並進一步強化對外公關工作。為了這個緣故，我得到許多機會可以直接和查先生往來，並且交換有關學術活動的訊息。
一九八五年，黃麗松校長感到大學每年名譽博士的頒授，過分重視海外成名的學者，而本港眾多有貢獻的傑出人物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決定改變方向，不單要和海外傑出的學者繼續往來，也要和本地學界精英、商界泰斗建立新的聯繫。因此，在黃麗松校長親自主導下，校友何鴻燊先生、地產鉅子李嘉誠先生、查良鏞先生先後獲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們對本港經濟、地產及出版事業的貢獻。
黃麗松校長囑咐我向查良鏞先生道出大學的意願時，再三叮嚀，如蒙查先生允諾接受，這將是大學無限的光榮。這的確是一項不容易的任務。我因黃校長對此事的重視，乃毅然隻身赴會。當時查先生的辦公地點乃在北角，當我到達查先生的辦公室時，他已經在等候。
查先生見到我的時候，非常客氣，他稱呼我為趙先生，我也稱呼他為查先生。查先生問我要不要一杯咖啡，我當然是接受了。
我們相對靜默了幾分鐘，我終於開口將黃校長的囑咐告訴查先生。查先生了解黃校長的意向後，也立即問我大學對他有什麼要求？我說黃校長並沒有什麼特別要求，他只希望能和查先生建立一種學術性的聯繫而已。查先生也立即作了回應，他說：「趙先生，那我總要替大學做點小事吧！」
我根本跟不上當時談話的內容，但我當然知道查先生道出一點小事的內容是什麼。接著他說：「趙先生，那麻煩你告訴黃校長我想捐一點錢作為大學學術活動的基金……」
這回我有了回應，我開口說：「不知查先生想……」
我還沒有說完，查先生已經說大概港幣七、八百萬元吧！當時我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作了極不合理的回應，我說：「查先生，那就一百萬美金吧！」
查先生也立刻回應：「好！趙先生，那就一百萬美金吧！」
這段重要的談話，前後不夠十分鐘，沒有人證、物證，但過了幾天，黃校長約了查先生見面，他已接納查先生的意願，並安排在香港大學成立「查良鏞學術基金」，將一百萬美金每年的年息，作為文學院每年學術活動的基金，大學得以邀請海內外著名學者出任「查良鏞學術講座」的主講人。獲邀請者，計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狄百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牛津大學之杜德橋教授（Glen Dudbridge）、哈佛大學之杜維明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之麥道軻教授（Bonnie McDougall）、倫敦大學之裴達禮教授（Hugh Baker）、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之陳學霖教授、夏威夷大學之馬幼垣教授、北京大學之任繼愈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之唐振常教授、台灣故宮博物院之昌彼得教授等。除上述活動外，「香港大學查良鏞學術基金」也曾資助過一九九三年之第三十四屆亞洲及北非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明清史學術會議、國際儒學會議、中西文化交流等議題的各種活動。
了解「童心說」真意的少數人物
查良鏞先生於一九八六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Hon DSocSc）。查博士並沒有因獲得大學對他成就的認同而停步不前，相反地，他繼續向學術進軍。查博士在這方面不單得到本港各大學的認同，也得到國際出色大學的認同。他先後榮獲英國牛津大學院士，劍橋大學院士、榮譽博士，還有他努力不懈修讀後獲得的哲學博士。查博士在劍橋校史上，應是唯一獲得院士、榮譽博士、修讀而獲得哲學博士的學者。在劍橋大學期間，查博士乃附屬於資源充沛、學術頂尖的St.John's College。在條件優越的環境下，查博士能夠安心地完成他有關唐朝之博士論文，這絕對是不簡單的。劍橋大學的中國研究，自赫龍（G.Harloun）以來，一直是唐史研究的重鎮，傑出學者有蒲立本（E.G.Pulleyblank）、崔維澤（Denis Twitchett）等人，其中國歷史之講座教授，更是本港名西醫毛文奇夫婦所捐設。毛文奇醫生本身就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一生對劍橋大學之中國文化事業，予以大力的資助。
查良鏞博士並沒有因獲得大學對他成就的認同而停步不前，他在劍橋努力不懈修讀後獲得哲學博士。（明報月刊資料室）
查博士和劍橋大學所建立的關係，是有其根源的。他的表親詩人徐志摩是劍橋大學的寵兒，最近在劍橋大學內更建立了徐志摩花園，可見劍橋大學對中國文學界人物的重視。
查博士在《大公報》任職時，其先驅者蕭乾先生已是劍橋大學King's College的高材生。據聞劍橋大學之King's College預備為蕭乾的作品辦一次研討會，可見中國作家的作品，在英國一直是受重視的。
查博士的武俠小說，一早已奠定了他的地位。在查博士筆下，英雄一定要熱愛他的家國，英雄的心應永遠擁護自己的民族。查博士也本著「老吾老」及「幼吾幼」的觀念，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應小心保留，「孝道」應作為做人的首要條件，更應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
劍橋大學校園一直為查博士嚮往之地，黃昏之時，當你在河邊漫步，遠處傳來的行吟，正是年輕一代在追求他們未來的幸福。這種生活，查博士是極度欣賞的。
無論是香港大學或是劍橋大學，對查博士來說，都和他濃烈的感情分不開。然而，查博士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國家的熱愛，相反地，他對自己的國家一直是非常重視。從他近年再考獲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可見他仍然具有「童心」。人對知識的追求，應像查博士般一浪接過一浪，是永恆的、永生的。明人李卓吾的《童心說》，李卓吾自己沒有進一步的闡釋，近年中外學者也都參與討論李卓吾所言「童心說」的真意。事實上，查博士應是了解「童心說」真意的少數人物之一，所以他在生之年，為事業、為社會、為國家，都作出巨大的貢獻，所以他的一生，是永遠向前，永不言退，這是「童心說」的表現。
劍橋、香港應建立查良鏞花園
查博士一直對治學有著濃厚的興趣。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有關中國歷史的課題，查博士時有參與，予年青學子了解老一輩學人治學的方法及對學術研究的忠誠。因此，中文學院也委任查博士為中文學院名譽教授。有關中文學院的活動，查教授如能參加，他一定赴會。
劍橋大學的徐志摩花園，予人對中國詩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如能在劍橋大學校園建立一查良鏞花園，當可相得益彰。事實上，香港地區正在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如能在本港建立一查良鏞花園，當可令人感到香港的確是一個重視文化、重視對當地文化事業有貢獻的人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