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
從沒有一個時刻，我離香港這樣遠，隔著海洋，無法入境。
也從沒有一個時刻，我離香港這樣近，隔著海洋，一日數次電話聯繫，與獨居在港的母親。
香港是我的故鄉——之一。我在香港真正生活雖不過三年時光，卻正處於從十五歲到十八歲這感性接近無限豐富的階段。來日本留學、成家、工作、定居後，回香港探親，如點水蜻蜓，主要行程是吃熟悉親切的美食，逛少女時代走過的地方，以及聽母親話家常。每次行色匆匆，說是歸客，更似過客。浮現於我記憶裏的香港，還是一九八七年的模樣。
我一直以為，既然我在日本定居，香港已是少年舊夢，如同撫育我成長的上海和四川，是回不去的歲月懷戀，是搖曳於時光碎影的舊夢。
我承認之前未認真想過母親的老後和未來，直到最近。她總是那麼健康而健談，總是說她要讓我「腦殼頂頂上有一片雲」，永遠前路有一個母親，像分割線，隔著青春與耄耋，於是我便永遠是「小輩」。
去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我送我母親到羽田機場回香港，當時疫情尚未遍及全球，原設想隔幾個月再讓她來日本探親與我和孩子們相見，不料那之後疫情隔山阻水，封城封國，也讓人切身意識到地球上人類究竟是命運共同體。
回香港與母親飲茶，當時尋常，如今成奢望。（作者提供）
疫情期，每天固定時間的微信電話，也溫柔維繫了母女的親情。在春天我說病毒這個東西是怕熱的，想想非典那時候就是天熱就好了。結果不然。我安慰的話語延綿不絕，從「日本已經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了（五月）、夏天高溫下病毒就滅了、各國正在研究疫苗呢馬上有疫苗就好了……」，對焦慮不安的老人，我的態度就像日本抗疫那樣佛系，展望未來給她前方一束希望之光。
十月十六日，母親在家中洗手間頭暈摔倒，起來後她還自己乘出租去了附近的馬會診所，但當時並未拍片子，只取了高血壓藥回家。十七日早上她來信息，原來是比預想的嚴重許多，她在地下無法起身，打電話請鄰居幫叫了救護車。之後她被送入威爾斯親王醫院急診，大腿骨骨折，緊急全麻手術植入人工股關節。
我在香港的姨媽為她送去了需用物品。疫情期間香港醫院也是封閉式管理，不能探視，送東西亦是交給護士。出院後她經歷短期老人院，但執意要回家，幸好我姨媽聯絡了社會工作者，並告訴我香港的社工非常優秀——之後也確實證明了香港社工的專業和盡職。可以說，在疫情鎖城，我無法前往探視的時期，除了親戚們，是香港成熟的社工體制和醫護人員之連携為我母親重傷後的生活撐起了安全的空間。我唯一能做的是一日數次微信或電話。
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果然不假，傷後約三個月，母親在家裏不用拐杖也能直立行走——對於近八十的老人，這已如奇跡。畢竟受傷嚴重，獨立生活的能力大受影響，時常記不得今日星期幾，以及我這天是去報社上班還是在宅工作，甚至記不得一個星期前看醫生時醫生說了些什麼……而縱觀全球之蒼茫動盪，很多人受疫情重創之際，我的母親已是得到周圍善待，這讓人感激。
這個春節，注定只能通過電話給我母親拜年。在立春的這一天，我記下幾個字，祈願牛年吉祥。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杜海玲簡介：一九六八年出生於上海，十五歲隨父母移民香港，十八歲到日本留學。日本《中文導報》主任記者編輯。出版過隨筆集《女人的東京》、《無事不說日本》，翻譯出版日本芥川獎作品《我將獨自前行》（磨鐵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