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為忻
安徽南陵化肥廠是我人生中一道重要的風景線。
那一年的春天，我告別了農村的日曬雨淋，從每年農村分口糧，到每月吃配額的「皇糧」，從農村戶口到城鎮戶口。在那個年代，這是足以讓我手舞足蹈，歡欣鼓舞的事。
化肥廠在南陵縣的「五里岡」。今天，應該屬於城鄉結合部。當年，縣城開始興辦小化肥，小鋼鐵，小農機，小水泥。這就給了我們離開農村的機會。
我們後來聽人說起，化肥廠是建在一個叫做「五里岡」的地方。原來是亂墳岡，即埋葬無主屍體之處，離縣城約五里地，所以叫做「五里岡」。
但我們已經顧不得這些了。
我的青春不做主，那年代，能夠完成「農」轉「非農」，已經是非常慶幸的事情，哪怕去地質隊，精神病院，甚至殯儀館工作，也會有人趨之若鶩，就怕擠不上那班車。
當我們知青一行，從縣城各個鄉村，挑著行李到「五里岡」報到時，這個化肥廠已經建起並運作幾年了。我們是作為新學徒被招收進廠。
在報到辦公室裏，你聽到的是知青嘰嘰喳喳的雀躍，看到的是新工人不加掩飾的興奮——吃食堂，拿工資，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美字！
廠部宣佈工作分配名單，我被分到機修車間鉗工班。一位老工人是我的師傅。
我的新生活於是開始了。我禁不住舒了一口氣：終於，我彷彿看到一條平整的路在我眼前展開。
初到化肥廠，新工人住的都是集體宿舍。那些已經結婚成家的，就住在用蘆席搭起來的「宿舍」裏。那個所謂「宿舍」，也就是一個蘆席隔開的空間。毗鄰的兩間屋子，可以相互聽到另外一間屋子的動靜：爭吵，打呼嚕等等。蘆席，無非是「放屁也可以聽到的」生活遮羞布。
這一切，卻沒有妨礙年輕人的追夢。
有人說，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是我們為了講述而在回憶中重現的日子。
化肥廠的生活是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分早班，中班和晚班。我的工作是鉗工，所以還是正常生活。鉗工的好處是，一般不用上夜班，只是有時會要跟隨夜班工人值班，配合上夜班的人修理一些部件，處理臨時發生的機器故障，使生產能夠正常進行。
每天早上——在冬天，那是天色微亮時分，廠裏的廣播室就開始廣播新聞，像軍營裏嘟嘟的起床號。我後來住到廣播室旁邊，嘟嘟的起床號就格外響亮了。這個北京傳來的聲音是一天的開始，它不僅領導著這個國家，也領導著這個普普通通的化肥廠。
工人們陸陸續續地從家裏走出來，伸伸懶腰，活動活動筋骨，去食堂打飯。才下夜班的，睡眼朦朧，也參加到食堂買早餐的隊伍中。
到了那時刻，食堂的視窗就飄來飯菜的芳香，傳出裏面和外面的對話，以及碗盆碰撞的交響樂。有時，半路上，好心的大嫂會興沖沖地告訴你，今天食堂有什麼新東西，你要趕快，免得錯過。最熱鬧的是食堂賣「粉蒸肉」，是廠裏用化肥與農民換來的豬肉。食堂每個視窗就人山人海，老遠就聽到熙熙攘攘的喧鬧聲，就像過節一樣。
「粉蒸肉」？對，就是那個五花肉包裹著香料及米粉，上鍋蒸透，拿出食用的那種肉。
吃到「粉蒸肉」的幸福，現在似乎完全不可思議，因為今天吃「粉蒸肉」是減肥的大忌。我想，此一時彼一時，幸福其實真的是有時間效應的。然而，人生如果缺了那些當時當地的幸福，還剩下什麼呢？
化肥廠是一個小小的生活社區，上班和下班都在一起。吃飯是一個食堂，喝開水是一個鍋爐房，打冷水則是同一口井，生病有醫務室，嬰兒有托兒所，吵架有工會調停，就是缺一個圖書館。不過，那時候，就是有圖書館，又有什麼書可以看呢？
鉗工的工作，比起各個崗位的操作工來，是輕鬆不少，至少不用半夜十二點就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去上夜班。
但還是有一些辛苦的事要做。比方說，為了不因停機而影響生產，常常要搶修鍋爐。也就是說，一旦鍋爐有問題，只有一個晚上的冷卻，修理工就得往爐子裏面鑽。那鍋爐裏面的溫度是可想而知的。
風蕭蕭兮易水寒，我們把棉大衣用冷水淋得透透，張望一下，就穿著爬進鍋爐裏面去，頂著鍋爐裏的酷熱，把裏面的損壞的部件趕快拿出來換掉，再開工。出來的時候，裏裏外外都是鍋爐爐灰碎渣，連你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在我的眼裏，換鍋爐的液位器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液位元器是顯示鍋爐裏水位的儀錶，重要性自不待言。你要沿著鍋爐上專門的小扶梯爬到鍋爐頂上去。儘管你披的是像日本鬼子一樣的防塵帽，鍋爐旁邊小窗裏的灰塵和風還是會無情地呼呼地對你吹。你要很快地把舊的液位計換下來，裝上新的液位管，配上塗油的石棉線，然後試運行。
因為鍋爐房工作的辛苦，會有一些額外的收入。比方說，因為吸入灰塵，我們有營養費。因為高溫，夏天我們有鍋爐的高溫費。在那個年代，固定的微薄的收入之外的收入，都有無比的吸引力的。
那時，發工資發的是現金，花花的票子放在辦公室的桌子上，令人心往神馳。你領的營養費，高溫費，同事們會投來閃閃發光的眼神。是，你也許會沾沾自喜。不過，即便還在青春的我們，也朦朧地懂得，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其實都已經在暗中標好了價格。江湖上混，欠下的是遲早要還的。後來年歲漸長，有人被拉單收拾，生病不幸早逝的故事，就傳出不少。
當工人，最好會抽煙，或者說，工廠裏抽煙很普遍。「抽煙」是工廠裏一種交流媒介。其實，抽煙，讓煙，都是工廠文化的一部分。關係好的見面，不用說話，一支煙飛過來，車間裏劃過一條美麗的抛物線，對方隨手接了。兩個點上煙，深深吸一口，半天才說話，這是哥們了。要是兩人見面不說話，各自抽煙，一定是話不投機，或者心裏有疙瘩。如果你看到有什麼人在那裏，見人就遞煙，哈著腰，給人點煙，那一定是有求人家。抽煙的人，明明會抽，卻拒接別人的煙，那是一個明顯的態度了。
工廠的公共廁所，或者叫「茅廁」，是肩並肩的炕位，裏面氣味惡劣，常常傳出有人大便不暢的聲音，隱隱約約卻很用力，陣風吹過，滿天臭氣就會傳到外面來。因為茅廁不大，有時就有「滿座」之慮。友好的會急急「讓座」，事不關己的，只有讓人在外面靜候，或者一路慌跑，奔向其他廁所，另找出路。這時候，你會體會到「進門三步急，出門一身輕」的境界。這是當今的「土豪」從來沒有得到過的幸福。
最有趣的是融資：當一個人需要用錢，他會邀請自己班組的人一起來「搖會」。就是每人出一份錢，不多，但十幾個人湊在一起，就是一筆大數。這筆大數到手，可以幫到入「會」邀請人，讓他先用上這筆錢，解決燃眉之急，然後每月付還，是「整取零存」的意思。其他人抽籤決定領錢順序，依次收回他的錢。這其實隱含現代銀行的原理：信用基礎上的互通有無。
這裏的人有的是時間，卻沒有許多可自由支配的金錢。他們似乎不需要不休地忙於工作，卻也始終滿滿當當、孜孜不倦地創造著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消遣。可惜那時候，街頭巷落，沒有網吧，茶館、麻將館，KTV之類，餐館倒是有幾家，但下館子絕對不是那時的時尚。原因只有一個，財力不逮！要不然，「粉蒸肉」何以引起廠裏的轟動？
工作之餘，除了在宿舍裏聊天喝酒，好像沒有什麼消遣。如果哪家窗口傳出肉湯的香味，一定是來了什麼客人。在其他閒置時間，廠裏青年大多去縣城電影院打發時間。縣城裏上了什麼電影時，廠裏有時會給大家買票。同事們會成群結隊到縣裏去看電影。
看電影夜晚回來，化肥廠周圍的農村一片漆黑，圈在一片靜謐之中。只有化肥廠燈光熠熠，有時夾雜著造氣車間的排氣嗚鳴，就像停泊在大海上的一艘遊輪。我們會不由自主的唱起歌來。一場電影在縣城上映，電影的插曲，會在廠區回蕩好幾天。電影裏有趣的對話，也會被模仿好幾天。
後來，化肥廠裏買了一台電視，人們就奔走相告，還確實使工廠生活徒添光彩。
當地平線拉著太陽下墜，化肥廠的人殊途同歸，到大禮堂去看電視，尤其是重要節目播放的時候，家家戶戶從屋子裏拿了小板凳放在工廠大禮堂，占一個位置。等到電視開起來，按照各家板凳位置入座，倒也童叟無欺。那時候，好像還沒有「請領導先坐」的風氣，電視上已經有一些武打電影、相聲、歌唱等。
夏夜裏乘涼，月色皎潔，常常是張家長李家短的八卦時間。有時，會看到那隨風飄逝的藍綠火星，好心的大嫂會告誡年輕的爸爸，把睡熟的寶寶抱回屋裏去，說是男人陽氣旺，可以壓倒鬼火的邪氣。這時候，人們會提起化肥廠的過往，提到「五里岡」，提到廠裏幾起無端的死亡。而「鬼」是一個不可以證其有，也很難證其無的題目，只是飯後茶餘的一個談資而已。
在這裏，生活是簡單又豐富的，個體的挫敗不太會上升為深遠的悲愴感。那些笑著鬧著的男女情感、生活艱難或是道聽途説的謠言軼事，都順著夜晚流走的痕跡，悄無聲息地回到了分佈在化肥廠中各處的床上或家裏。
我那時是個學徒。但心裏明白，自己肯定不是一個好的學徒：我鋸開的鋼板，常常線條歪歪斜斜，銼刀銼出的鐵片不平坦，鍋爐換液位器，我常常不能裝得筆直，都要我的師傅重新爬上去返工。我師傅是個性格極和緩的人，總是咪咪笑著，鼓勵我，不要緊，慢慢來。有時候返工多次，只聽到他輕輕嘆息，我有一些沮喪。
但我是努力的。我知道鉗工有八級，八級是很有本事的人，但眼見這八級的光輝，卻知道自己差得很遠。不知哪年可以達到標準。
有一次，也發生過意外。那一次昏迷是因為搶修一個閥門，正輪我值夜班，一個氨氣閥門漏氣了。
因為沒有事先做好準備，我打開閥門墊子的時候，氨氣從裏面噴出，我又急於把螺栓上上去，吸入大量的氨氣而倒在地上，只看到高壓線懸在頭頂的天空上。那時候，那個「死」字會一閃而過。旁邊的工人看見了，急急忙忙背起我，把我送到醫務室搶救。
歲月，在那呼吸間流淌，一如身心在日落日出間耗轉。不鹹不淡，一天一天的日子就這樣窸窸窣窣、真真切切地過得飛快，而外面的世界卻在悄悄地變化。
那一年，我們幾個搭乘化肥廠的廠車，免費回上海探親，興高采烈。不到兩天，工廠發電報把我們幾個連夜緊急招返：偉大領袖與世長辭，我們必須趕到廠裏參加追悼會。
那是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我們在廠車的油布下和幾盒軸承配件混裝在一起，連夜回到南陵。
那些天，廣播室裏連續播放著哀樂。
終於，一個初冬的黃昏，化肥廠的廣播室傳出了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
再過一段日子，廣播室播放了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
我有一點激動，從窗口伸出了手。二月春風像剪刀，我的手可以感到絲絲的寒意。不過我知道，羞澀的春天將迅速出落成萬紫千紅的春天，並將流溢山川，飄蕩江河，充盈於廣袤的天地之間。
我想，我又要登上新的征程，帶著一些我難忘的人，難忘的事，難忘的一段青春！
我接到大學通知，告別那座亂墳岡上的化肥廠，也是一個春天，滿三年的學徒期正好結束。
臨走的那一刻，熟悉的造氣車間的排氣嗚鳴響起，像是與我道別呢！
我想，明天，當廣播室的起床號響起，早班工人就要起床幹活了，夜班工人則完成工作交接，拖著疲憊的步伐回歸宿舍，而獨屬於化肥廠的新一輪朝日，又將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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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為忻簡介：出生上海，現居香港/荷蘭。下鄉（雲南，安徽），進廠，大學（七七）研究生（八二），八六年負笈荷蘭，攻讀博士。九〇年代初起在荷蘭任職於荷蘭銀行，大學兼課。有金融專著數本在海外及國內出版。多篇文學散文/譯文發表在各種文學雜誌/公眾號，多次獲獎。歐華筆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