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華
我於二〇〇五年加入香港作聯，在和作聯朋友的交談中，逐漸了解到創會會長曾敏之老不凡而充滿磨礪的過往人生——年少十五歲時就擔任了小學校長；國共談判的關鍵時刻，率先寫出專訪周恩來的長文，轟動一時；因與國民黨政府抗爭遭拘捕入獄，營救出獄後，仍然筆伐不止；解放前後兩次被派往香港從事文化工作，在多元化的香港社會中，堅定地唱響一支紅色的歌……再及倡導建立香港作家聯會、倡導建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倡導建立香港文學館等等。就因為他對香港文化事業的貢獻，二〇〇三年獲得香港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
而各種閱讀也使我進一步認識了曾老——他發表在文匯、大公等報刊上的散文、雜文、隨筆及詩作；他被用作中學考試的閱讀材料的文章；還有認識他後，有幸得到他贈送的《望雲樓詩話》等等。曾老是位學術豐厚，精通文史古學的學者型的文化戰線的引領者。他的文章通今博古、喻意深遠、胸懷遠大。聯想他的過往人生，我才發覺，曾老其實骨子裏就是個戰士——一個愛國家、愛人民，對文化事業永遠充滿熱情、堅定、義無反顧的戰士。正如他自己常言：書生報國，禿筆一支。用這句話形容曾老的一生，再準確不過。
加入作聯那時，其實我正處於文學的迷茫階段。在內地的時候，我一直從事文學專職創作工作；來香港後，一切大變。環境氣氛、工作性質都離文學很遠，很遠。還寫嗎？寫什麼？怎麼寫？那時對我來說都是問題。曾老本身是文學大家，但也是位關心後輩的文學導師。知道了我的情況後，他並沒用什麼理論勸解我，只簡單地說，你如果停下來不寫，時間久了就寫不出來了喔……又說，什麼樣的環境都可以當寫作材料啊……我被觸動了。這些道理我懂。但人在生活的慌亂中，都被拋諸腦後。曾老很會啟發人。他用的是淺顯的、每個寫作人都會有的體會來提醒你。後來，他又向我介紹了一些文學雜誌。比如《香港作家》、《香港文學》等等，告訴我它們刊發的內容以及投稿方法。於是，我又拿起了筆。記得當時我寫了一首敘事抒情詩《情祭》。完工後並不自信，碰到曾老，就請他過目。他說不錯啊。隨即給我提了些修改建議。這些建議很到位，我聽了甚覺醍醐灌頂。於是改了。後來這首詩發表了。他看了很高興，說，你看看，寫啊寫啊不就寫出來了嗎？我受了鼓勵，於是又拿起了筆。如果有機會碰到他，我也會將稿件拿給他看。但其實，有時候他問起，我並不好意思拿出稿件來請他看。因為他太忙了。不僅自己寫作，我也常見他和劉以鬯、潘耀明、陶然等作聯高層為作聯的發展以及其他文學、文化事項忙碌。但曾老總是耐心地看完我的小文，耐心地這這那那地提意見。有時連錯別字也細心地挑出來。令我汗顏。
就這樣，我的寫作在人生的另一生存之地——香港，又慢慢地開始了。
當然，曾老更是位率先師表的引領者。他自己更為勤奮。那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走路顫顫巍巍，是位需要撐著拐杖來去的老人。有時候作聯開大會，我被派去灣仔克街（他的住處）接送曾老。路上我會問他，最近有寫嗎？他斷然說，寫，當然寫啊！後來幾年，他因年老多病，住去了廣州老家。有一次我去廣州出差，便和已遷居廣州的作聯潘老師一起前往探望曾老。彼時，曾老因病臉色蒼白，人很瘦，但精神還好。他愉快地和我們一起出街吃飯聊天。說起寫作，他還是那麼來勁。說剛寫了個稿子，給誰誰誰了。我聽了十分感動。心想，這得有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撐啊！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和潘老師去探望曾老。其時他基本只能坐著了。偶爾起身，走動很慢很慢的。說話也慢，說幾句就喘氣。可就在那有限的對話中，他竟然還提到了寫作。還關心我寫了什麼。誰能想到，也就是在一兩個月後，元旦剛過，潘老師打電話告訴我，說曾老過世了！我拿著電話，心往下沉——
曾老的一生正是印證了他自己說的：書生報國，禿筆一支。
有這樣一位文學前輩，你當不懈努力！
*附小詩一首。曾老過世後，為香港作家聯會的紀念專輯所作。
真是走了嗎——悼曾敏之老
知道日月總有交替
知道生命終會遠離
新年噩耗
仍教人措手不及
真是走了嗎？
仍聽到那聲：書生報國，禿筆一枝
仍見在那裏：高瞻遠矚，談笑風生
仍知是那筆：美文篇篇，奇作不已
望雲樓分明還是晚晴暮暉
卻真是走了嗎？
您淡然自重，一杯薄酒，兩袖清風
您傲然如松，四季變幻，自持不從
您謙恭博大，華服布衣，視若同重
不久前分明還聽得諄諄教誨
卻真是走了嗎？
知道日月總有交替
知道生命終會遠離
新年噩耗
仍教人措手不及
真是走了嗎？
寫於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朱華簡介：中國作協會員，香港作聯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