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懷念劉以鬯──文壇泰斗別江湖潮濕記憶一百年

黃勁輝

劉太告知，我最尊敬的老師走了，百感交集。

這麼重要的一代宗師，在香港陰晴不定的下午，離開我們了。

劉以鬯文學，不單影響著香港戰後至今幾代文人，幾部蜚聲國際的香港電影亦受到啓發。可以說，他的文學魅力四射，涉透到香港不同階層之中，構成了香港藝術和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布拉格的代表是卡夫卡，香港的代表就是劉以鬯。

香港文化有一種價值，叫做「劉以鬯價值」。劉以鬯一百年的文學生涯，就是一種抗命的精神。他，代表着一種不屈服於權威，不聽命於潮流，不受制於時代的理想主義。

劉以鬯一生忠於藝術，堅持理想，毋懼大時代的起落變化，憑藉個人，改變世界。劉以鬯這麼迷人的奮鬥魅力，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伴隨着由漁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譜寫成香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劉以鬯是出生於上海，但是我們奉他為香港作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融入了島的文化，摒棄了大陸文化。島，近於水，靈性，靈活，海納百川，川流不息，游刃自如，自由靈巧。香港之所以獨特，正具備島的特性。在地理上，香港遠離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文化圈，是邊陲的小島。小島具有別於大片陸地的封閉文化，更傾向海洋式的包容文化；香港屬英治時期的殖民地，變成中西文化角力的重要場所。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序言中指出，實際上，香港有趣之處在於有不少作家是「腳踩兩家船」，有些文藝工作者吃兩家茶禮，或向政治靠攏，或向商業靠攏，卻沒有忘記追求藝術性。種種表面看似壁壘分明的對立面，在香港這種混雜文化與包容文化下，文藝工作者往往左右逢源，化矛盾於無形，通通都是島的靈活與智慧。劉以鬯走過他的一生，示範了如何運用島的智慧，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城市，成為一位藝術家。

文學的傳承

劉以鬯從上海到香港，從中心走到邊緣，發現香港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文學頗困難。但是他一直純粹以寫作為職業，不靠攏任何機構生活，最高峰時期一天寫十三個專欄。大量生產下，他仍不放棄追求文學藝術的心，他發明了一種在寫作上精神分裂的方法：日間寫娛人作品，夜晚寫娛己作品，並以「商業文學」和「嚴肅文學」稱之，將謀生的寫作與藝術的創作分割開來。但是後來也斯發現，劉以鬯的嚴肅文學，其實都是先在報紙連載的商業文學，然後才大量刪改成藝術文學出版。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是娛人娛己，雅俗共賞。這種策略下的寫作，讓我們看到香港文學的靈活性。雅俗共賞，充分展現香港人靈活的性格，是香港文學的特色。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劉以鬯」這個主要筆名以外，還有藍瑙、葛里哥、林荷苓、太平山人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他雖然出生於上海，卻是一手將當時中國剛剛起步的現代主義文化，帶來香港。一九六○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現代主義受到左翼文學思潮排擠的日子，華文現代主義借着劉以鬯的手，在香港落地開花。他扮演着一個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由上海摩登，發展為香港摩登。

劉以鬯的成長年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上海消費都會最繁盛的時代。三○至四○年代上海，是中國都會消費文化最發達的黃金時代。交通運輸、建築外貌、娛樂消閒、衣裝服飾、煙酒飲食……構成一種嶄新的華洋雜處的生活哲學和都市文化。其中鴛鴦蝴蝶派與現代派，可算是孕育自當時上海都會文化的新文學作品。過去對上海大都會文化與文學的各種分析研究不少，往往忽略了劉以鬯在上海時期的貢獻。僅在一本文化資料整理的書籍《上海的美麗時光》（二○○九）中，曾約略提及過劉以鬯和懷正文化社。經過細心考證，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正正孕育於上海。上海聖約翰大學（由外國教會所辦）就讀期間，劉以鬯早已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入學後上課第一本小說就是狄更斯的英文原著，其他有關意識流小說或西方文學經典諸如《尤利西斯》，都是在大學期間閱讀。少年時已接觸大量西方文化與生活，當時電影非常流行，他更經常出入上海的娛樂場所與電影院，對電影有濃厚的興趣。連一九四一年的大學畢業，都是在當時上海最大的大光明戲院舉行。一九四二年劉以鬯隻身到重慶避難，先後在《國民公報》及《掃蕩報》編副刊。一九四五年他返回上海，先在《和平日報》以主筆名義編副刊，然後開辦懷正文化社，在短短三年間，先後出版徐訏《風蕭蕭》（一九四六）、姚雪垠《姚雪垠創作集》（一九四七）、戴望舒所譯《惡之華掇英》（一九四七）、熊佛西《鐵花》（一九四七）及田濤《邊外》（一九四七）等書。上海的成長背景，使劉以鬯汲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與美學。

一九六二年，劉以鬯在香港寫作《酒徒》，是學術界公認的華文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比大陸和台灣要早。五○年代戰後西方學術界回顧意識流小說發展成為潮流，《酒徒》可以說承接當時西方的文藝思潮，使華文發展與世界同步。但是西方運用意識流是跟拼音文字有關，而方塊字是重視覺多於聲音。《酒徒》主要克服的問題，是如何用華文寫作意識流小說。劉以鬯汲取上海新感覺派穆時英的方法，參考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重新研究華文語言的特性，最終他自創六種「語言模式」，發展了一套全新的華文語言系統，能準確表達人物內心由清醒的意識層到混亂的潛意識之間，層層複雜的變化，歎為觀止，成為華文文學經典。

推廣文學的另類方式

除了個人創作上的承先，劉以鬯作為編輯獨具慧眼，對於香港新一代的啓後，居功至偉。他曾經在〈從《淺水灣》到《大會堂》〉的文章，談到自己「認稿不認人」、「不問左中右」的選稿原則。開放的態度讓他發掘到當時年輕的也斯、西西，更竭力為他們開闢專欄。但是這種純文藝並不討好大眾，老闆更不高興見到。劉以鬯幾乎每期不斷畫版，老闆不注意時，將年輕作家的純文藝放在當眼位置。老闆不高興時，則偷偷放在掌相占卜旁邊，蒙混過關。依靠這種靈活手法，以弱勝強，為香港現代文學埋下種子。

多年來，劉以鬯一邊寫作現代文學，一邊在多間報館主編副刊，大量推介現代主義文學與理論，包括《香港時報》「淺水灣」、《香港快報》「快活谷」、《快報》的「快活林」與「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等。六十五歲時，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六○後與七○後香港作家，可說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劉以鬯承先啟後，是香港現代主義發展的基石。

察看香港電影與文學的互動

論劉以鬯文學的藝術魅力與價值，其中最為人樂道是香港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梁朝偉更憑該片獲得康城影帝的殊榮，蜚聲國際。劉以鬯文學作品《對倒》啟發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坊間很多人以為兩者關係是來自內容上的改編，實際上兩者的關係是來自音樂結構，是形式上的啟發。我們看到劉以鬯文學的特色，如何幫助香港電影，走向世界。

另一個較少人注意的是，我參與編寫杜琪峯導演的電影《奪命金》，當中何韻詩飾演的銀行客戶經理一節，形式上受劉以鬯《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啟發。該電影先後榮獲台北金馬獎等中港台三地的「最佳編劇」殊榮，並且奪得亞太影展「最佳電影」。可見劉以鬯文學的力量，具有跨越媒體的藝術特性，更有跨越本土，走向世界的魅力。劉以鬯的作品同樣不限於香港，自一九八八年《對倒》翻譯成英語，他的作品先後翻成多種語言，包括日語、法語、意大利語、法蘭德斯語、葡萄牙語等。最近亦有《酒徒》英譯計劃。

如果香港文學有獨特的文化特色，能夠在世界佔一席位，電影跨文化的世界語言特性，可否幫助文學走出去呢？二○○九至二○一五年長達六年時間，我為劉以鬯拍攝文學家紀錄片《1918》，就是在這個語境底下。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界定這種跨媒體實驗的成功與否？一部成功的香港文學家紀錄片的定義，不僅可以為熟悉香港文學的讀者看得明白，連沒有看過該作品或不認識該作家的華人都能看得入神。最後，連完全不懂華文的人，甚至從未來過香港，不知香港文化的外國人，通過紀錄影片，可以認識香港文學，認識香港文化。

 

《劉以鬯：1918》和《也斯：東西》兩齣紀錄片，其實我是同期開拍，同期完成。二○一六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在香港公映，公映期間的場次反應很好，《1918》更有多場全爆滿。其實影片最先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於台灣環島公映，頗獲好評。影院公映之後，台灣大專及文化界邀請我帶着兩部影片，環島巡迴演講，其間有的大學更斥資放映，先後遊歷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新竹）、中興大學（台中）、靜宜大學（台中）、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同時應邀成為二○一六年台北文學季壓軸活動講者。同年四月在澳門有放映兩片，六月在新加坡舊國會大廈亦有放映兩片，設有映後談與公開講座。這些東南亞之行的經驗，讓我有一個好好反思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化的前途和位置。

劉以鬯留給讀者的珍寶

香港觀眾的反應，是教我喜出望外的。以香港文學家為主角，用電影長片規格來拍攝及放映，在香港電影史上是很新的類型。很多觀眾反而鼓舞了我和團隊，這麼多年的堅持是得到欣慰的。不少觀眾因為這兩齣電影，更深入認識這兩位香港文學家和香港文學。透過電影推廣文學的策略，算是得到一點肯定。後來受到香港大學等不同大專院校邀請放映或講座，先後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學節」、「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等活動邀請放映，其中亦有嶺南大學的長者包場。可見觀眾層面的廣泛，長幼不分，階層不一。文學在香港雖然邊緣，但是其內涵是豐富有趣，充滿本地思想和文化。通過紀錄片的推廣，有助向大眾市民推廣香港文學。隨着現今香港市民品味提升，觀眾更關心本地文化，這種有文化素質的電影可以吸納更廣泛的香港觀眾。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放映時，當地觀眾對香港歷史很感興趣。東南亞之行，讓我感到香港文學的邊緣性。很多台灣年輕一代，他們通過紀錄片，才認識原來香港有一位這麼厲害的作家。有些台灣影評人從來不知王家衛導演的一個重要靈感泉源是——劉以鬯。他們紛紛找劉以鬯的作品來讀，並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與《2046》，有不少新的發現。因應紀錄片在台灣公映，亦成功爭取行人出版社支持出版台版《酒徒》、《對倒》，讓更多台灣讀者認識劉以鬯。新加坡更有很多觀眾喜歡《1918》中新加坡片段，讓他們發現香港作家與新加坡的連繫。有些觀眾更直言，一直懷疑香港文化水平不高，影片令他們對香港有耳目一新的看法。

我們讀劉以鬯的作品會發現，愈後期的作品，劉以鬯的香港情感愈濃烈。中篇小說《過去的日子》以半自傳形式紀錄了一位作家從上海、星馬到香港輾轉奔波的前半生個人經歷，思考大時代變遷與文學家個人掙扎的關係，末處刻劃了劉以鬯面對定居香港的抉擇，躊躇滿志，患得患失。微型小說〈動亂〉（一九六八）以死物角度記述香港六○年代暴動，作家以新穎手法，回應時事變化，發人深省。中篇小說《鏡子裏的鏡子》（一九六九）運用多重意象互相重疊的手法，描寫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小企業老闆內心世界。劉以鬯敏銳的目光，關心這些香港商業社會繁榮背後，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個人的孤獨。長篇小說《島與半島》（一九七三－七五）受到美國作家杜斯．帕索斯《美國》三部曲的啟發，運用即興回應報紙時事的新聞體方式寫作。這本作品混合使用寫實與虛構手法處理新聞材料，勾勒香港的歷史面貌，是一部較少人注意的野心之作。用今日眼光重看劉以鬯小說，可以看到不少香港舊有的社會情懷，這些都是劉以鬯留給讀者的豐富而寶貴的香港資產。

劉以鬯文學研究其實不囿於香港本地，而是更多不同國家地方的學者參與。二○○九年，我當時與梁秉鈞教授召集之下，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研討會，是歷來首次以劉以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分別來自內地、香港及日本。大多數研究不再停留於單篇作品的藝術分析，而是傾向劉以鬯作品綜合性的研究與討論，研究方向有傳承與意義，藝術手法的轉化與創新，以及劉以鬯作品的影響與比較。二○一○年，會上發表的文章經修繕後輯成《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一書，是為劉以鬯學術研究重要專著。劉以鬯研究，逐漸成為一門超越香港文學範疇的學問。

航向世界

劉以鬯研究，在前人努力下，已對他經典作品的藝術元素，有頗深入的研究。展望劉以鬯研究，未來更需要着力的是媒體與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近年「出土」更多劉以鬯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雅俗共賞，甚至有些是暢銷的流行小說或三毫子小說。在嚴肅的藝術規訓以外，我們需要更多香港歷史、文化意義上重看這批作品。例如二○一一年出版原刊於《快報》的《吧女》（一九六四），讓我們看到當時妓女的生活，她們受到各種虛偽鄰居的歧視與偷窺，都是社會看不到的陰暗一面。二○一六年出版原載於《星島晚報》的《香港居》（一九六○），深入描寫了當時香港的包租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五○至六○年代業主、二房客與三房東之間的微妙關係與心態，「親密」居住環境下住客與住客之間，在生活上如何互相影響，互相容忍，互相吵架。香港居住環境下種種扭曲的生態，放諸由「籠民年代」過渡到今日的「劏房年代」，極具趣味和意義，是反思香港歷史與文化重要的材料。

劉以鬯一百年，代表着香港文學精神的不朽和傳承。我帶着不卑不亢的姿態，向海外介紹香港文學、香港電影、香港文化。劉以鬯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種品味，可以作為世界認識香港文化的一個窗口。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一個文明的國際都會，更需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如果我們遊歷布拉格，會想起卡夫卡；我希望將來世界各地的遊人來香港，會知道我們有一位傑出作家──劉以鬯。

（作者寫於二○一八年六月九日）

（轉載節錄自香港文化資料庫二○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貼文，原刊《明報》二○一八年六月十日。）

 

黃勁輝簡介：香港學者、電影導演、二○一七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得主，著有《劉以鬯與香港摩登：文學．電影．紀錄片》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