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懷念劉以鬯──文壇泰斗別江湖潮濕記憶一百年

黃勁輝

劉太告知,我最尊敬的老師走了,百感交集。

這麼重要的一代宗師,在香港陰晴不定的下午,離開我們了。

劉以鬯文學,不單影響著香港戰後至今幾代文人,幾部蜚聲國際的香港電影亦受到啓發。可以說,他的文學魅力四射,涉透到香港不同階層之中,構成了香港藝術和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布拉格的代表是卡夫卡,香港的代表就是劉以鬯。

香港文化有一種價值,叫做「劉以鬯價值」。劉以鬯一百年的文學生涯,就是一種抗命的精神。他,代表着一種不屈服於權威,不聽命於潮流,不受制於時代的理想主義。

劉以鬯一生忠於藝術,堅持理想,毋懼大時代的起落變化,憑藉個人,改變世界。劉以鬯這麼迷人的奮鬥魅力,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伴隨着由漁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譜寫成香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劉以鬯這麼迷人的奮鬥魅力,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伴隨着由漁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譜寫成香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劉以鬯是出生於上海,但是我們奉他為香港作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融入了島的文化,摒棄了大陸文化。島,近於水,靈性,靈活,海納百川,川流不息,游刃自如,自由靈巧。香港之所以獨特,正具備島的特性。在地理上,香港遠離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文化圈,是邊陲的小島。小島具有別於大片陸地的封閉文化,更傾向海洋式的包容文化;香港屬英治時期的殖民地,變成中西文化角力的重要場所。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序言中指出,實際上,香港有趣之處在於有不少作家是「腳踩兩家船」,有些文藝工作者吃兩家茶禮,或向政治靠攏,或向商業靠攏,卻沒有忘記追求藝術性。種種表面看似壁壘分明的對立面,在香港這種混雜文化與包容文化下,文藝工作者往往左右逢源,化矛盾於無形,通通都是島的靈活與智慧。劉以鬯走過他的一生,示範了如何運用島的智慧,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城市,成為一位藝術家。

文學的傳承

劉以鬯從上海到香港,從中心走到邊緣,發現香港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文學頗困難。但是他一直純粹以寫作為職業,不靠攏任何機構生活,最高峰時期一天寫十三個專欄。大量生產下,他仍不放棄追求文學藝術的心,他發明了一種在寫作上精神分裂的方法:日間寫娛人作品,夜晚寫娛己作品,並以「商業文學」和「嚴肅文學」稱之,將謀生的寫作與藝術的創作分割開來。但是後來也斯發現,劉以鬯的嚴肅文學,其實都是先在報紙連載的商業文學,然後才大量刪改成藝術文學出版。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是娛人娛己,雅俗共賞。這種策略下的寫作,讓我們看到香港文學的靈活性。雅俗共賞,充分展現香港人靈活的性格,是香港文學的特色。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劉以鬯」這個主要筆名以外,還有藍瑙、葛里哥、林荷苓、太平山人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他雖然出生於上海,卻是一手將當時中國剛剛起步的現代主義文化,帶來香港。一九六○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現代主義受到左翼文學思潮排擠的日子,華文現代主義借着劉以鬯的手,在香港落地開花。他扮演着一個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由上海摩登,發展為香港摩登。

劉以鬯的成長年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上海消費都會最繁盛的時代。三○至四○年代上海,是中國都會消費文化最發達的黃金時代。交通運輸、建築外貌、娛樂消閒、衣裝服飾、煙酒飲食……構成一種嶄新的華洋雜處的生活哲學和都市文化。其中鴛鴦蝴蝶派與現代派,可算是孕育自當時上海都會文化的新文學作品。過去對上海大都會文化與文學的各種分析研究不少,往往忽略了劉以鬯在上海時期的貢獻。僅在一本文化資料整理的書籍《上海的美麗時光》(二○○九)中,曾約略提及過劉以鬯和懷正文化社。經過細心考證,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正正孕育於上海。上海聖約翰大學(由外國教會所辦)就讀期間,劉以鬯早已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入學後上課第一本小說就是狄更斯的英文原著,其他有關意識流小說或西方文學經典諸如《尤利西斯》,都是在大學期間閱讀。少年時已接觸大量西方文化與生活,當時電影非常流行,他更經常出入上海的娛樂場所與電影院,對電影有濃厚的興趣。連一九四一年的大學畢業,都是在當時上海最大的大光明戲院舉行。一九四二年劉以鬯隻身到重慶避難,先後在《國民公報》及《掃蕩報》編副刊。一九四五年他返回上海,先在《和平日報》以主筆名義編副刊,然後開辦懷正文化社,在短短三年間,先後出版徐訏《風蕭蕭》(一九四六)、姚雪垠《姚雪垠創作集》(一九四七)、戴望舒所譯《惡之華掇英》(一九四七)、熊佛西《鐵花》(一九四七)及田濤《邊外》(一九四七)等書。上海的成長背景,使劉以鬯汲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與美學。

一九六二年,劉以鬯在香港寫作《酒徒》,是學術界公認的華文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比大陸和台灣要早。五○年代戰後西方學術界回顧意識流小說發展成為潮流,《酒徒》可以說承接當時西方的文藝思潮,使華文發展與世界同步。但是西方運用意識流是跟拼音文字有關,而方塊字是重視覺多於聲音。《酒徒》主要克服的問題,是如何用華文寫作意識流小說。劉以鬯汲取上海新感覺派穆時英的方法,參考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重新研究華文語言的特性,最終他自創六種「語言模式」,發展了一套全新的華文語言系統,能準確表達人物內心由清醒的意識層到混亂的潛意識之間,層層複雜的變化,歎為觀止,成為華文文學經典。

推廣文學的另類方式

除了個人創作上的承先,劉以鬯作為編輯獨具慧眼,對於香港新一代的啓後,居功至偉。他曾經在〈從《淺水灣》到《大會堂》〉的文章,談到自己「認稿不認人」、「不問左中右」的選稿原則。開放的態度讓他發掘到當時年輕的也斯、西西,更竭力為他們開闢專欄。但是這種純文藝並不討好大眾,老闆更不高興見到。劉以鬯幾乎每期不斷畫版,老闆不注意時,將年輕作家的純文藝放在當眼位置。老闆不高興時,則偷偷放在掌相占卜旁邊,蒙混過關。依靠這種靈活手法,以弱勝強,為香港現代文學埋下種子。

多年來,劉以鬯一邊寫作現代文學,一邊在多間報館主編副刊,大量推介現代主義文學與理論,包括《香港時報》「淺水灣」、《香港快報》「快活谷」、《快報》的「快活林」與「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等。六十五歲時,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六○後與七○後香港作家,可說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劉以鬯承先啟後,是香港現代主義發展的基石。

察看香港電影與文學的互動

論劉以鬯文學的藝術魅力與價值,其中最為人樂道是香港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梁朝偉更憑該片獲得康城影帝的殊榮,蜚聲國際。劉以鬯文學作品《對倒》啟發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坊間很多人以為兩者關係是來自內容上的改編,實際上兩者的關係是來自音樂結構,是形式上的啟發。我們看到劉以鬯文學的特色,如何幫助香港電影,走向世界。

另一個較少人注意的是,我參與編寫杜琪峯導演的電影《奪命金》,當中何韻詩飾演的銀行客戶經理一節,形式上受劉以鬯《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啟發。該電影先後榮獲台北金馬獎等中港台三地的「最佳編劇」殊榮,並且奪得亞太影展「最佳電影」。可見劉以鬯文學的力量,具有跨越媒體的藝術特性,更有跨越本土,走向世界的魅力。劉以鬯的作品同樣不限於香港,自一九八八年《對倒》翻譯成英語,他的作品先後翻成多種語言,包括日語、法語、意大利語、法蘭德斯語、葡萄牙語等。最近亦有《酒徒》英譯計劃。

如果香港文學有獨特的文化特色,能夠在世界佔一席位,電影跨文化的世界語言特性,可否幫助文學走出去呢?二○○九至二○一五年長達六年時間,我為劉以鬯拍攝文學家紀錄片《1918》,就是在這個語境底下。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界定這種跨媒體實驗的成功與否?一部成功的香港文學家紀錄片的定義,不僅可以為熟悉香港文學的讀者看得明白,連沒有看過該作品或不認識該作家的華人都能看得入神。最後,連完全不懂華文的人,甚至從未來過香港,不知香港文化的外國人,通過紀錄影片,可以認識香港文學,認識香港文化。

 

作者導演的《劉以鬯:1918》(「他們在島嶼寫作二」系列電影)。(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劉以鬯:1918》和《也斯:東西》兩齣紀錄片,其實我是同期開拍,同期完成。二○一六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在香港公映,公映期間的場次反應很好,《1918》更有多場全爆滿。其實影片最先在二○一五年十二月於台灣環島公映,頗獲好評。影院公映之後,台灣大專及文化界邀請我帶着兩部影片,環島巡迴演講,其間有的大學更斥資放映,先後遊歷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新竹)、中興大學(台中)、靜宜大學(台中)、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同時應邀成為二○一六年台北文學季壓軸活動講者。同年四月在澳門有放映兩片,六月在新加坡舊國會大廈亦有放映兩片,設有映後談與公開講座。這些東南亞之行的經驗,讓我有一個好好反思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化的前途和位置。

劉以鬯留給讀者的珍寶

香港觀眾的反應,是教我喜出望外的。以香港文學家為主角,用電影長片規格來拍攝及放映,在香港電影史上是很新的類型。很多觀眾反而鼓舞了我和團隊,這麼多年的堅持是得到欣慰的。不少觀眾因為這兩齣電影,更深入認識這兩位香港文學家和香港文學。透過電影推廣文學的策略,算是得到一點肯定。後來受到香港大學等不同大專院校邀請放映或講座,先後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學節」、「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等活動邀請放映,其中亦有嶺南大學的長者包場。可見觀眾層面的廣泛,長幼不分,階層不一。文學在香港雖然邊緣,但是其內涵是豐富有趣,充滿本地思想和文化。通過紀錄片的推廣,有助向大眾市民推廣香港文學。隨着現今香港市民品味提升,觀眾更關心本地文化,這種有文化素質的電影可以吸納更廣泛的香港觀眾。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放映時,當地觀眾對香港歷史很感興趣。東南亞之行,讓我感到香港文學的邊緣性。很多台灣年輕一代,他們通過紀錄片,才認識原來香港有一位這麼厲害的作家。有些台灣影評人從來不知王家衛導演的一個重要靈感泉源是——劉以鬯。他們紛紛找劉以鬯的作品來讀,並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與《2046》,有不少新的發現。因應紀錄片在台灣公映,亦成功爭取行人出版社支持出版台版《酒徒》、《對倒》,讓更多台灣讀者認識劉以鬯。新加坡更有很多觀眾喜歡《1918》中新加坡片段,讓他們發現香港作家與新加坡的連繫。有些觀眾更直言,一直懷疑香港文化水平不高,影片令他們對香港有耳目一新的看法。

我們讀劉以鬯的作品會發現,愈後期的作品,劉以鬯的香港情感愈濃烈。中篇小說《過去的日子》以半自傳形式紀錄了一位作家從上海、星馬到香港輾轉奔波的前半生個人經歷,思考大時代變遷與文學家個人掙扎的關係,末處刻劃了劉以鬯面對定居香港的抉擇,躊躇滿志,患得患失。微型小說〈動亂〉(一九六八)以死物角度記述香港六○年代暴動,作家以新穎手法,回應時事變化,發人深省。中篇小說《鏡子裏的鏡子》(一九六九)運用多重意象互相重疊的手法,描寫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小企業老闆內心世界。劉以鬯敏銳的目光,關心這些香港商業社會繁榮背後,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個人的孤獨。長篇小說《島與半島》(一九七三-七五)受到美國作家杜斯.帕索斯《美國》三部曲的啟發,運用即興回應報紙時事的新聞體方式寫作。這本作品混合使用寫實與虛構手法處理新聞材料,勾勒香港的歷史面貌,是一部較少人注意的野心之作。用今日眼光重看劉以鬯小說,可以看到不少香港舊有的社會情懷,這些都是劉以鬯留給讀者的豐富而寶貴的香港資產。

劉以鬯一百年,代表着香港文學精神的不朽和傳承。(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劉以鬯文學研究其實不囿於香港本地,而是更多不同國家地方的學者參與。二○○九年,我當時與梁秉鈞教授召集之下,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研討會,是歷來首次以劉以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分別來自內地、香港及日本。大多數研究不再停留於單篇作品的藝術分析,而是傾向劉以鬯作品綜合性的研究與討論,研究方向有傳承與意義,藝術手法的轉化與創新,以及劉以鬯作品的影響與比較。二○一○年,會上發表的文章經修繕後輯成《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一書,是為劉以鬯學術研究重要專著。劉以鬯研究,逐漸成為一門超越香港文學範疇的學問。

航向世界

劉以鬯研究,在前人努力下,已對他經典作品的藝術元素,有頗深入的研究。展望劉以鬯研究,未來更需要着力的是媒體與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近年「出土」更多劉以鬯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雅俗共賞,甚至有些是暢銷的流行小說或三毫子小說。在嚴肅的藝術規訓以外,我們需要更多香港歷史、文化意義上重看這批作品。例如二○一一年出版原刊於《快報》的《吧女》(一九六四),讓我們看到當時妓女的生活,她們受到各種虛偽鄰居的歧視與偷窺,都是社會看不到的陰暗一面。二○一六年出版原載於《星島晚報》的《香港居》(一九六○),深入描寫了當時香港的包租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五○至六○年代業主、二房客與三房東之間的微妙關係與心態,「親密」居住環境下住客與住客之間,在生活上如何互相影響,互相容忍,互相吵架。香港居住環境下種種扭曲的生態,放諸由「籠民年代」過渡到今日的「劏房年代」,極具趣味和意義,是反思香港歷史與文化重要的材料。

劉以鬯一百年,代表着香港文學精神的不朽和傳承。我帶着不卑不亢的姿態,向海外介紹香港文學、香港電影、香港文化。劉以鬯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種品味,可以作為世界認識香港文化的一個窗口。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一個文明的國際都會,更需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如果我們遊歷布拉格,會想起卡夫卡;我希望將來世界各地的遊人來香港,會知道我們有一位傑出作家──劉以鬯。

(作者寫於二○一八年六月九日)

(轉載節錄自香港文化資料庫二○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貼文,原刊《明報》二○一八年六月十日。)

 

黃勁輝簡介:香港學者、電影導演、二○一七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得主,著有《劉以鬯與香港摩登:文學.電影.紀錄片》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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