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成
九月二十一日周四下午是學校固定的政治學習及系務會議時間，一般都是上情下達或下情上達的互動時刻。我們幾個人從一個會議趕往另一個會議，還未落座，系主任就問我：「孫老師，今年的職稱申評，您報不報名啊？」屁股還沒坐穩，我的腦袋就輸出了一梭子語彈：「我今年不評，明年不評，後年也不評！」話音未落，大家就哄笑一片。申評教授，本來應是大學教員的本份與榮譽，不料當下的教授評審卻逐漸成了學界的笑柄與耻辱，成了外行整肅內行的示威，成了一場明目張膽的指鹿為馬。哄笑之後，我腦海裏又閃現出自己申評教授的三次離奇經歷，現追憶鋪陳，供大家再笑。
二〇〇三年，我申評副教授時，人在北京讀博，簡單地填寫了申評表格，由同事代為述職，順利晉升副教授職稱；一九九六年或一九九七年，也就是入職大學四年後，由助教順利晉升講師，也是由同事代理辦妥，因為那時我正在山東大學讀碩。那時候的職稱晉升，多是順理成章，是大家身為教師的苦勞與功勞的認可與激勵。我外出讀博七年，中國內地高校擴招，教師的教學工作量大增，職稱晉升開始有了各種排序的千金妙方。二〇一七年九月，在副教授任職十二年之後，我終於鼓足勇氣進行了第一次的教授申評。
一評：論文複製比超標
學院領導對教授申評的強調是教師個人的要務，申評者個人要全力以赴，要積極配合學校職稱申評的時間節點，認真完成職稱申評的各個環節。回顧一下自己擔任副教授以來的學術積累，多在口述史的學術訪談和翻譯研究。對照學校的教授評審要求，我已具備教授申評資格，並得以學院同仁一致的民主推薦。
其中記憶深刻的事情是在甄別學術著作的真偽時，圖書館學術檢索部門審核我在台灣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譯著《高等教育管理時尚理論流變史》（Management Fads in Higher Education: Where They Come From, What They Do, Why They Fail by Robert Birnbaum）。中國國內出版的著作都有圖書在版編目的編號（CIP，即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而中國台灣出版的這本譯著，其預行編目資料是525.0952和95010100，數字標號前卻沒有標明CIP字樣，因此，圖書館讓我提供出版社的出版證明，多虧陳銘民社長協作，得以完成著作出版的真實性證明。對於這類真實圖書，這種自證真實的要求令我十分不屑。
後來，在我遞交的論文複製比查重時，其中有一篇訪談錄超過了學校的百分比規定。我提交的這篇訪談錄是《雪泥鴻爪念舊事，教學相長寄後人——北京大學英語系胡壯麟教授訪談錄》，刊於CSSCI期刊《中國大學教學》二〇〇七年第十期，十三至十六頁。驚悉複製比超標，我即刻聯繫了胡老師，才知道重複的部分是胡老師生平的描述部分，這在訪談中應該無法回避。從學理上講，訪談類文章的複製比應該有不同的比例要求。學校規定，一旦發現論文的複製比超標，職稱申請人在這次職稱評審中就無法再替換其他文獻；雖然我就訪談文章的特性與人事處和社科處領導進行過申訴，但是規定就是規定，這次的教授職稱申請也只能止步於此。
第一次的教授申評也給我帶來了意外收穫。其一，至此，我才知道，刊登論文的幾家雜誌，如《國外文學》、《中國大學教學》和《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等，居然就是傳說中的C刊。其二，誠如人事處領導所言，職稱評審並非我想的那麼「Easy」！第一次教授申評受挫，我心中也無波瀾，畢竟自己沒把它太當回事兒！
二評：著作需重複驗證
二〇一八年九月學校又開始了教授申評，我順理成章地進行了第二次的教授申評。有了第一次參評經驗，我像去年一樣，交了三百八十元的教授申評費用，替換了去年複製比超標的那篇訪談文章，順便又自費在某網站上把自己提交的幾篇論文都檢查了一遍複製比，確保其符合複製比規範，然後，我把去年的教授參評表格做了適當修訂，就輕鬆上交了教授參評材料。每年的職稱評審，學校的安排日程就像急行軍，每個時間節點都卡得十分精準。遞交材料後，我就接到學院某領導的電話，讓我再去圖書館論證去年參評過的那本譯著的真實性。我說，關於這本譯著的真實性，去年我不是已經都解釋並論證過了麼？為何還需要重複論證？答曰：圖書館負責文獻核查的人員發生了變動，所以還需要申請人再走一遍程序。我說：上完課，我就去，反正資料都是現成的，也不涉及第三方的協調，應該不費事。就在我上課期間，負責職稱評審的學院同事，來教室讓我補交表格上的一份證書，是學生參加翻譯比賽的優秀指導教師證書，我填寫了兩個年度的優秀指導教師證書，他只找到了一份證書，讓我中斷教學，去家裏取來補交，說時間緊急，實屬無奈。這次同事的入室催促，再加上上課前的譯著驗證，讓我保持多年來的教育信條轟然倒塌：教師的教學大如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律條！教授職稱也不能例外。衝動之下，我抓過同事手中的教授申請表幾下就撕個粉碎，說：「時間這麼緊張，我無法配合，今年就不參評了。」
第二次的教授申評也給我帶來了意外收穫。其一，在領回來的材料裏，第二份優秀指導教師的證書原件，是和第一份優秀指導教師證書重疊放置在一個證書封皮裏。這樣處理的初衷，大概率是同樣的賽事，同樣的證書，提供一份證書封皮就可以了。可惜負責職稱材料審核的這位同事和當時的我一樣，沒有發現「兩證書一封皮」的精簡設計。有時候，真相就在眼前，我們確實會被自己的習慣豬油蒙心，錯失判斷。其二，後來，得知真相的朋友說，你應該仔細閱讀職稱評審文件，因為學校文件中有明文規定，去年審核過的材料，申請人所在學院可以提供信任背書，蓋上學院的簽名章就能免審。這其中的教訓就是，申評教授真的是個人的事務，學院相關領導真得不能代勞，凡事小心，都得申請人逐一辦妥。
三評：申評文章一刀切
二〇一九年九月學校開啓了職稱評審，我開啓了第三次的教授申評。不巧而巧的是，這次職稱評審，學校出台了一份文件，說訪談類文章和書評類文章不再作為職稱評審材料。這對我而言，我以為是文件發布日之後的訪談文件不再作為職稱評審材料，而在這個文件出台之前的訪談類文件，應該不受此限。為了穩妥期間，我就此諮詢了學院領導，領導說，按照學校文件，應該是指一切訪談文章都不能作為職稱申評材料。我覺得這種文件解讀不符合學理與邏輯，於是去諮詢學校社科處的領導，社科處領導讓我去諮詢人事處領導，人事處讓我諮詢社科處，社科處又讓我諮詢本學院，就這樣兜兜轉轉，都沒有給我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與說法。諮詢周圍的朋友，朋友們都說，學校的文件都會變來變去，如何解讀也不統一，只能多去找領導協商為好。為此，我去諮詢學校學術委員會的秘書，秘書也拿不出這份文件的出台細節，給出的解讀是應該不能包含文件出台之前的論文。多次去社科處領導諮詢與協商，最後某位處長竟然說出，誰讓你不早些申評教授！想起坊間流行的笑話，九月十日出生的孩子就是人民教師，九月十一日出生的孩子就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由此可見，時間節點真得很重要！
考慮再三，我決定按照自己對學校職稱文件的解讀，還是提交了一篇訪談文章，以此證明自己的學術態度。果然，兜兜轉轉，到了最後環節，人事處領導喊我去人事處簽字，說提交的這篇訪談文件不符合今年的職稱參評要求，要求撤回教授參評。在人事處某處長和某辦事員的見證下，我又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學術態度，表達了對學校職稱文件解讀的異議。平靜地簽完字，撤回了自己的教授申評材料。至此，我給自己規約的三評教授，終於落下帷幕。
第三次的教授申評也給我帶來了意外收穫。其一，就是話語權的歸屬問題。學校文件的解讀異議，應該天然地照顧到教師這一弱勢群體，要廣開言路，多聽聽不同意見，以免教師個人有被針對的主觀臆想，這樣的職稱評審才具有公平的底色。其二，教師的學術成果應該享有學術的尊嚴，不能靠學校的土政策來調整其科研分值，來稀釋其學術影響。否則，教師的職稱再高，也遏制不住權力的胡作非為。學術的歸學術，權力的歸權力，才能相互促進，共襄校事。
餘論
回顧自己三次參評教授的歷程，我不禁有幾分感慨。評不評教授，讀不讀博士，這是當下高校教師們不可回避的話題。記得讀碩士期間，我曾目睹過研究生導師的不幸遭遇。在評博導期間，導師被人利用，被人愚弄，我才知道教授之間除了學術與勤勉，還有不為人所知的邪惡與膨脹。讀博期間，我曾見識過酒足飯飽的各路領導，利用假期就悄悄地拿下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讓我們這些苦讀而不成，苦求而不得的學子顔面盡失，學路無望。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教師這個曾經引以為傲的學術群體，逐漸失卻了固守教壇的勇氣和信心。教什麼，如何教，學生來指三，管理來畫四，就是沒有了教師自己的「肆意妄為」。師道尊嚴不再，學校內外指摘。目前的校園內外，缺了學理的堅持，多了學歷的猛追；少了師生之間的坦誠，多了課堂內外的猜忌！管理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教師的頭上，不是震懾，就是誘惑，因為從教的初心，多數不是為了權力， 不是為了金錢，也不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是為了驅趕世間的黑暗，為了消除人類的無知，為了萬物之靈的榮譽所在！
教授三評，或散評教授，這是我從教三十餘載的一種紀念，一種抗爭，一種留念！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孫繼成簡介：山東巨野人，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青島大學外語學院MTI校外研究生導師，研究領域是中國典籍英譯、國際漢學及口述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