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四大件」

張武昌

紅色收音機

傍晚，我朝著海旁的人行道走，金黃的夕陽伴我前行。路旁種有許多花樹，我手裏拿著手機，一邊走一邊細心察看微信群上朋友的聊天，對有些話題饒有興致。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加上收音機，稱之為「三轉一響」，農村家庭要得到其中的一件也非常不容易。擁有「三轉一響」的婚嫁，那是豪嫁，並不亞於現在的「有車有房」。若是誰家有其中一件，那絕對是極有面子和值得炫耀的，它是身價的象徵。

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電腦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通訊、信息傳遞更加便捷。此時，讓我想起了擁有收音機的時光。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混亂的社會剛剛恢復正常的秩序，省城的二叔公也恢復了工作。二叔公是一個有文化的知名人土、副廳級幹部，大半輩子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爺爺已經快八十歲了，二叔公為了讓我們家更加了解外面的世界，掌握更多新的信息，以及學到更多新的知識，叫堂叔叔買了兩架紅色的收音機，一架給我爺爺，另一架給仍在家鄉定居的滿叔公。

由於小山村地處一個山溝裏，無線廣播的信號非常微弱，常常接收不到信號。收音機播出的內容也經常會串台、走台，有時候還會發出很難聽的「嘰嘰」聲。信號不好時，我會拿一根電線把它的一端接到收音機的天線上，另一端則纏繞在帶有絕緣體的電燈線上，以增強接收無線電波的信號。

收音機還可以收聽到海峽之聲、美國之音以及台灣等電台的廣播。那時，收聽到的台灣電台經常會播放鄧麗君演唱的歌曲。比如她唱的《阿里山的姑娘》以及《甜蜜蜜》，膾炙人口，至今仍然可以哼上幾句：「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啊……」

我喜歡用收音機來收聽輕音樂節目，以及流行歌曲。廣播電台還會推出點播時段，讓喜歡聽歌的人通過電話、書信去點播自己喜歡的歌曲。

由於好奇，我經常用螺絲批打開收音機的塑膠盒，對它進行探究、調試。

俗話說「久病成醫」，我的紅色收音機經常壞，小毛病自己可以修好，修理不好時再拿到維修店裏去修。我也曾買過《無線電》書籍，對它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或許我當時的想法非常幼稚，沒有「雄心壯志」，看到維修行業容易賺錢，就想掌握維修技術，將來加入此行業，賺錢幫補家用。在維修的過程中，也學會了很多關於電器維修的技巧，同時也知道了收音機有礦石收音機、二極管收音機和電晶體收音機等。而我的收音機是二極管半導體的。

電子管收音機，是上世紀初的產物，隨著電台的開播，很快成為那個年代的「新寵」。由於科技不斷地發展，晶體管的出現，致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子管被晶體管所取代。九十年代人民生活富裕了，對音質有了新的認識以及更高的追求，又回到了電子管收音機（音響）的時代。

半導體晶體管收音機在剛剛推出來的時候，只是一個小眾產品，主流的收音機還是採用真空電子管。為了區分採用半導體晶體管製作的收音機和電子管製作的收音機的區別，半導體晶體管收音機被直接稱為「晶體管」或者「半導體」。這也是現代收音機被稱之為「半導體」的原因。

在消息閉塞、物質匱乏的年代，一架收音機，既是山區群眾了解外面大世界的窗口，又是時下山村收聽天氣預報信息最快的工具，還可以增添村民生活的樂趣，其意義非凡。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我離開了學校步入了社會。因為以前對無線電感興趣，第一次去福州探親。在東街口百貨商場的電器櫃枱買了一個中音喇叭，以及製造音響用的功率放大器，回到家後自己動手做了一個音箱。 因為沒有達到音箱配置的需求，音質可想而知，也是「有限公司」。但它是我自己動手做出來的，不管好壞也用了一段時間。

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集成電路、半導體的發明到現在還不到一個世紀，世界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斷改變。

不同的時代，我們每個人的經歷和回憶都是見證歷史發展的有力佐證，值得被記錄、被收藏。

「鍾山」牌手錶

一個休息日，我在整理家中的櫥櫃，在一個抽屜裏，突然發現了一塊用塑膠袋包裝好的手錶。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打開，那是二十六年前我從家鄉帶來的一塊「精工」牌手錶，它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手錶是非常稀罕的物件。也是當時婚嫁「三大件」之一，誰家姑娘出嫁，要是男方給送一塊手錶，能轟動整個村莊，因為那是身份的象徵。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居住工作的叔公每個月會匯錢給爺爺當生活費。爺爺收到匯款後，憑匯款單到銀行兌換，銀行都會附贈一張等值的「僑匯券」。「僑匯券」又叫僑匯物資供應票、僑匯商品供應券。這類「僑匯券」裏有工業品票、糧票、油票、布票，還有糖票等。只有僑眷才有機會得到這樣的票證。用這些「僑匯券」可以到「友誼商店」去購買當時緊俏的商品，如縫紉機、自行車、手錶、電視機等。父親用「僑匯券」加三十元託人買了一塊「鍾山」手錶。

一九七七年，大哥初中畢業，當時入讀高中需「走後門」，家裏也確實缺乏勞動力，因此離開了學校，回到農村加入了農耕大軍的行列。因為「文革」，大哥入學比較遲，所以初中畢業時的年紀比較大，已經到了十七歲。他趕上了大集體生產的尾聲，參加了生產隊的專業隊，專業隊的任務就是搞副業，哪裏需要勞工就會被派到哪裏去。父母為了讓他表面風光一些，母親用九個銀元給他換了一塊「海鷗」牌走私手錶。

一九七九年，大舅恢復了工作，分配到石培小學教書，父親把「鍾山」手錶送給了大舅。幾個月後大舅買了個鬧鐘，又把「鍾山」手錶還給了父親。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哥獲公安部門批准前往香港定居，「海鷗」手錶就留給了父親，父親把「鍾山」手錶給了二哥。

二哥在村莊附近的學校當代課老師，四年後，也經公安部門批准前往香港定居，「鍾山」手錶就名正言順地留給了我。

初初以為「鍾山」手錶是廣州製造的，因為廣州有個地名叫中山市，後來才知道它的廠址在南京市。「鍾山」手錶給我後，我把它戴在手上，並帶到讀書的學校。心裏有點得意，因為我不但有手錶，還有收音機，以及照相機。我所讀的學校是剛由普通高中轉制為職業技術學校，本來不想入讀，當時當地的教育部門為了保證職校學生不流失，下文規定其他普高不得收錄被職校錄取的學生，我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轉入普高，硬撐著讀完了兩年的職校。

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手錶是稀缺物品，一律憑票購買。當時結婚都講究家裏有「三大件」，即手錶、縫紉機和自行車。手錶排在首位，這既是婚後新生活的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體現，擁有這「三大件」的婚禮才叫體面。想買手錶即使有票有錢，也要找關係。

「鍾山」手錶伴隨我度過了五六年時光，其間也不知道修理了多少次。後來，市場上開始流行的石英手錶走時精度高、不用上弦，而且價格便宜、外觀時尚，要上發條的機械錶逐漸被淘汰，我也換上了一塊二哥從香港帶回來的石英手錶。後來我在一家百貨公司上班，也有賣鐘錶，於是我也換了一塊日本製造的「西鐵城」全自動機械手錶，之後又換了一塊「精工」牌手錶。我的「鍾山」手錶也就成了歷史，被父親存放在抽屜裏。父親離開我們時，「鍾山」手錶被二哥收藏起來了。

隨著智能手機的出現，戴手錶的日子逐漸減少了。「精工」手錶戴在手裏顯得有點重，智能手機裏的時間非常準確，而且智能手機還可以調校鬧鐘，我的「精工」機械手錶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開始「退役」了。

時光記憶的老手錶，它們是有故事的。聽著「嘀嗒嘀嗒」的聲音，彷彿回到了年輕時代。

走過了幾十年，那些遺落在某個角落裏的記憶，有些已經開始模糊，但是老手錶卻讓我找回昔日的美好回憶，重現家的溫馨。

蝴蝶牌縫紉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縫紉機、手錶、自行車、收音機都是緊俏物品，普通市民很難買到，我家已經擁有手錶及收音機。後來父親利用「僑匯券」加現金、委託熟人花費了一番心機，再為家裏買到了一台蝴蝶牌縫紉機。

蝴蝶牌縫紉機是上海生產的中國名牌商品，它不僅是民族的記憶，更有著時代的烙印，它是中國縫紉機的傑出代表，在那個時代，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它都是最受民眾歡迎的品牌之一。蝴蝶牌縫紉機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一九年，生產蝴蝶縫紉機的上海協昌縫紉機廠，前身只是一個小鐵車舖，當時人們把縫紉機形象地稱為「鐵車」。

縫紉機按照它的用途，可分為家用縫紉機、工業用縫紉機和位於二者之間的服務性行業用縫紉機；按驅動方式可分為手搖、腳踏及電動縫紉機。閩江牌縫紉機是福建省的品牌，也曾紅極一時，福建省內百貨公司的配送車每天都在工廠的倉庫門口排隊等候，只要貨一出來，馬上就被裝車拉走。那個時候閩江牌縫紉機比蝴蝶牌縫紉機便宜，在福建市場的佔有率高達百分之八十。

初期，家用縫紉機基本上都為單針、手搖式縫紉機，後來發明的電動縫紉機，一直成為市場上的主流。當年農村流行「學個手藝好傍身」，泥水、木匠、裁縫是比較大眾化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被一所職業技校錄取，當時學校開設的專業課程就是「裁縫」與「種植」，因為教我們數學的老師懂得照相，後來經全體學生的申請，再加入攝影課程。

我家裏有縫紉機，雖然我學的是裁縫專業，但是我家的縫紉機沒有被充分利用，因為我對製衣行業沒有真正的興趣，自己縫紉出來的衣服寥寥可數，只為自己製作了一套米黃色的西裝，為妹妹及鄰居做了一件時髦的青春夏裝。我在職業學校畢業後，想圓自己的大學夢，又到下洋僑育中學插班讀高中二年級，把所學到的裁縫知識給慢慢地遺忘了。我在那個年代也未能如願進入大學的大門，幾年前的一個偶然機會，我終於邁入了清華大學的校門，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

離開學校後，我也沒有利用學到的裁縫知識為生，而是到坎市鎮汽車站打工，工作的方式完全是另一種嘗試。後來妹妹也去學裁縫，家裏的縫紉機又被使用了一段時間。其實，我兩兄妹對製衣都沒有真正的興趣。其後，妹妹去深圳打工，縫紉機被徹底遺忘了。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後來在全國各地城鎮開了很多售賣成衣的商店，請師傅量體製衣的愈來愈少。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縫紉機廠的產量開始下滑。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對縫紉機的需求也慢慢降低了，結婚「三大件」的名單裏也沒有了縫紉機，改為彩電、冰箱。

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大型製衣廠的飛速發展，家庭式的製衣模式逐漸式微。福州市生產縫紉機的工廠後來轉產摩托車配件，停產縫紉機，閩江牌縫紉機也成為了歷史。

半個世紀過去，家用縫紉機已成了「藝術品」，我的蝴蝶縫紉機也不例外。

五羊牌自行車

在科技發達交通方便的年代，腳踏自行車代步的模式已經逐漸式微，並開始改變了它原有的用途，成了以鍛煉為目的的用具。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到永定區坎市鎮汽車站食堂做臨時工，每月工資五十一元。工作時間分早中晚三段，早晚各兩小時，中午則為三小時，每個月有十天凌晨加班煮粥，其餘時間均為私人空間。下班後便會想找老鄉聊天，每天走路感覺到不方便，便想買一輛自行車代步。當時一輛普通的自行車要二百多元，一個月的工資才五十一元，要買一輛自行車得籌一年半載。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回家向父親借錢，父親節儉慣了，初初是不同意的，後經不起我的「蠻纏」，才給了我二百元，買了一輛「五羊牌」自行車。自行車到手了，午飯以及晚餐之後，急忙收拾好東西，騎著五羊自行車，風風火火地跑到老鄉工作的單位，去炫耀自己的「寶貝」。得瑟與炫耀是每個人都有的天性，不同的是，有些人低調，有些人高調。

買了自行車之後，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多姿多彩，工作之餘即使沒有去老鄉的單位，也會騎著自行車周圍走動。工作單位的附近有很多煤礦、石灰礦，還有水泥廠，在公路上穿梭的車輛基本上都是重型貨車。它們在身邊經過時，「地動山搖」，發動機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更會揚起一串串長長的黑色灰塵，有時連眼睛都睜不開。回到單位，衣服髒兮兮、臉黑黑的，趕緊洗刷乾淨。附近的居民基本上是煤礦的小股東，相對來說他們是比較有錢的。我們這些外地來打工的人，有時候還會受到他們的歧視、欺負。幸好我只在當地工作半年時間，便辭職回家，回到農村不久便張羅著搬家到城區居住。

我也是比較遲才擁有自行車的，那個年代自行車是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生活在基層人的寶貝。搬到城區居住後，自行車給我帶來了方便，與住在城區的同鄉、同學、朋友交流多了。

在讀職業技校的時候，流行一種通信交友方式，即在信中提供三位朋友的通信地址，收到信的人便給排在第一位的朋友寄一份禮物，然後將信的內容重複十封，把排第二位的放在第一位，再將自己放在第三位，如此寄給自己的十位朋友。如果每個朋友按信的要求做，預計一個月後將會收到許多禮物，當時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單純啊。然而我也從中認識了一位朋友，她收到我寄的禮物後給我回了信，這樣一來一往的通信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

離開學校之後，我與她還有書信來往，但大家都沒有見過面。書信來往多了，也就有了那種微妙的想法。後來找了一個機會，約好了見面的方式，終於揭開了那塊神秘的面紗，我與她始終保持著信友的關係。之後她也加入了到廣東打工的行列，我雖然對她有那種微妙的感覺，可我的心一直想離開家鄉。

一天，她從廣東回到永定，跟我攤牌談婚論嫁的事。我用五羊牌自行車，載著她爬山越嶺，去離城區約十五公里的她的閨蜜家。在路上我與她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思，她一心一意想跟我結婚，而我因為事業仍然沒有著落而猶豫，作出了不符合她意的決定，跟她挑明我不想那麼快結婚，徹底傷了她的心。我雖然用五羊牌自行車載過她，可是我與她始終沒有跨越那道鴻溝。我的五羊牌自行車最終沒有把她載回自己的家，這就是我的初戀。

五羊牌自行車，給我帶來了許多酸甜苦澀的故事，也給我提供了鍛煉身體的機會，它伴隨著我度過了八年的青春時光，給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筆「財富」。如今，我寫作的時候還常常會想起它，是它把我摔醒，把我送向遠方。

（本文圖片為作者提供）

張武昌簡介：六十後，工作單位：香港《文匯報》，香港文聯副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常務副秘書長、香港作家聯會會員、蔡麗雙研究會副會長、蔡麗雙博士藝術團副團長、香港國際詩歌研究會理事，福建省龍岩市作家協會、散文學會會員。擅長散文，偶爾寫寫新詩。先後在香港《文匯報》、香港《大公報》、《文化大觀》、《香港詩人》、《寶安日報》、《中國審計報》、《隴東報》、《安慶晚報》、《青島日報》、《閩西日報》、《土樓》等刊物上發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