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懿
緒論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年僅三十一歲的蕭紅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這個讓她奔走半生的世界。「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蕭紅在彌留之際念念不忘的「半部《紅樓》」想必便是她最後未完之作——《馬伯樂》。然而，與《生死場》、《呼蘭河傳》等作品一經推出便深受文壇矚目不同，她在淪陷前的香港用盡最後微弱氣力撰寫的長篇小說《馬伯樂》卻備受爭議，褒貶懸殊。
《馬伯樂》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正式出版，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是抗日戰爭壓倒一切，全民族的主旋律都在奔走吶喊，為生死存亡鼓與呼，由左派控制的文藝戰線創作主流自然與抗戰密不可分的正面、積極和宏大的敘述。同是左派陣營的蕭紅創作的《馬伯樂》雖也是以抗戰為背景，但是蕭紅的關注點似乎游離於抗戰的邊緣，而將敘述重心擱置在人物馬伯樂的繁冗日常，整日在逃跑中算計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因此，《馬伯樂》發表後首先面對的是諸多論者以戰時文藝尺度量度此作品後接踵而來的負面評價。對此，美國著名研究學者葛浩文在研究蕭紅的專著《蕭紅傳》中寫道：「蕭紅書中的主角——馬伯樂是個自私自利、放縱，但不能自力更生的迷途羔羊，是個十足的庸才懦夫，全身就找不到一點可取之處。」「《馬伯樂》一書中這種隨便而又幽默的筆調，描繪出抗戰時社會的某一面，引起一些文論家的不滿。」不過，葛浩文在《蕭紅傳》中對《馬伯樂》總體評價是：「一部令人大為驚異的作品」。甚至進一步提出「在幽默和諷刺的作品短缺時期，《馬伯樂》卻具有非凡的幽默感和諷刺意味」。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文藝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春天再次來臨，對蕭紅《馬伯樂》的研究也逐漸脫離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而更加趨向客觀和多元化。從可以閱讀到的有關《馬伯樂》研究文論可以發現，論者主要圍繞抗戰主題、國民性批判、與《呼蘭河傳》、《生死場》的對比研究、人物形象分析、女性視角等方向展開分析和論述。本人將站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試圖通過文本細讀對《馬伯樂》的「反諷」敘述進行梳理，進一步推進對蕭紅「越軌筆致」的更全面認知。
蕭紅（左圖）在彌留之際念念不忘的「半部《紅樓》」想必便是她最後未完之作——《馬伯樂》（右圖）。（作者提供）
正文
《馬伯樂》文本以抗日戰爭為時代大背景展開故事情節，但文本沒有觸及轟轟烈烈的戰爭場面，也沒有高揚民族士氣的宏大敘述，而是講述了馬伯樂帶著老婆孩子離開家鄉青島，輾轉上海、南京、漢口最後到達重慶的狼狽逃亡經歷。
「他聰明的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來就跑。他說：『萬事總要留個退步。』他之所謂『退步』就是『逃步』。凡是一件事，他若一覺得悲觀，他就先逃。」
然而，在蕭紅筆下，馬伯樂的出走卻完全顛覆了五四時期所塑造的，覺醒的「娜拉」們的出走是為了反抗家庭，反抗禮教，為了理想，為了自由的深刻內涵和意義。馬伯樂的出走是虛偽的、好笑的、猥瑣的……隱在文字背後的蕭紅不動聲色地祭出魯迅傳承的「反諷」大旗，順著馬伯樂的逃跑路線，將抗戰背景下中國底層百姓的生活日常、偽知識分子的冠冕堂皇、宏大戰爭的別樣觀察徐徐展開。
一、生活日常的反諷
馬伯樂出生在一個頗有紳士做派的中產家庭，他受過中學程度的文化教育，能夠不鹹不淡地蹦幾句洋文，也算是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無論馬伯樂怎樣懦弱無能，膽小怕事，他的血脈中始終流淌著那個時代的青年對封建傳統家庭的反叛精神。有一年，馬伯樂想去上海讀大學卻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苦悶憂傷的馬伯樂經過一番痛苦掙扎，最後決定離開這個毫無生氣的腐朽家庭。
馬伯樂第一次離家出逃的樣子似乎非常決絕，在他全面考量未來生活所要面對的艱難之後，便不管有用無用，只要是東西就可勁往箱子裏塞。不多久便裝滿了三隻大箱子和兩隻小箱子。提包裏真是應有盡有：牙刷十幾把、毛巾肥皂也是少不了的，一打多太太的花手帕，領帶連新帶舊的一共二十多條，新襪子、舊襪子二十幾雙……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馬伯樂第二天一早聽到父親的咳嗽聲，便以為事情敗露，驚出一頭冷汗，在慌亂中抓起帽子，連領帶也沒有結，就下樓狂奔而去。折騰了一宿準備妥當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帶出來。「他實在是很膽小的，但是他卻機警。」
逃離了家庭的馬伯樂，似乎也遠離了卑賤瑣碎，他又恢復了一個五四有為青年應有的批判和反抗精神，對自己的洋奴家庭進行無情批判：
「這個家庭，他是厭惡之極，平庸、沉寂、無生氣……青年人久住在這樣的家裏是要弄壞了的，是要腐朽了的，會要滿身生起青苔來的……總之，這個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
蕭紅將馬伯樂前後兩個截然相反的行為不動聲色地呈現出來，便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一種對比之後的強烈反諷效果，同時奠定了馬伯樂這個人物的形象基調。
馬伯樂的父親是個典型的崇洋媚外，在他心中「是凡外國的什麼都好。」（資料圖片）
馬伯樂的父親是個典型的崇洋媚外，在他心中「是凡外國的什麼都好，外國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國女人是能幹的，外國的玻璃杯很結實」他的兒子和孫子理所當然從小就要學洋文，穿西裝，取外國名字。馬伯樂雖然對父親的做派從骨頭裏憎惡「這樣的小孩子長大了還有什麼用啦！中華民族一天一天走進深坑裏去呀！」馬伯樂嘴上雖然這樣嘟囔著，可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圓」這個理念還是深入骨髓，並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體現：「講究衛生」的馬伯樂出外用餐自然是十分講究，他到中國餐館去吃飯，總是先用手指摸一摸，如果乾淨才坐下。筷子是要舉到眼眉上仔細檢查一番，看過之後，還要取出自己的手帕擦拭一番。殊不知，他的手帕也是一禮拜之內洗澡的時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裏用洗澡水洗過。作者就此一筆便將馬伯樂這個邋遢的偽君子面紗撕扯得乾乾淨淨。不過善變的馬伯樂，到西餐館去用膳卻是截然相反的表現：
「椅子，他連看也不看，是拉過來就坐的，刀叉拿過來時……他連刀叉也不看看，毋庸置疑的，拿過來就插在肉餅上。」
馬伯樂對洋人的卑躬屈膝可以說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有一次他在逃亡去火車站的時候與車夫發生了爭執，他一邊照舊罵著「真他媽中國人！」，一邊恨自己不能變成一個外國人去踢他幾腳，「他想：中國人非外國人治不可，外國人無緣無故地踢他幾腳，他也不敢出聲。」馬伯樂如此扭曲的心態和荒謬的表演，所形成的的鮮明反諷效果，讓讀者在可笑之餘，也領略到了蕭紅此處落筆的言外之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外國的思想、文化撲面而來，泥沙俱下，其中真正識得「洋貨」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都是如馬伯樂般，一知半解地對洋玩意兒五體投地，對洋人刮目相看心生敬畏。他們在一邊大罵著中國的無能無恥，一邊減去辮子，脫下長衫諂笑著恭恭敬敬地拜倒在洋人腳下。
「真他媽的中國人！」是馬伯樂發牢騷時的一句口頭禪。公交車上，帽子被擠掉了，他會說： 「真他媽的中國人！ 」；走在街上被身後的人撞了，如果那人不說一聲對不起，他也會罵一句「真他媽的中國人！ 」；費盡心機從父親的指縫間扣出幾個零花錢，回到自己房間，把錢往桌子上一摔，張口就是「真他媽的中國人！ 」可以說，生活中每當馬伯樂遇到不爽，就會甩出一句頂一萬句的「真他媽的中國人！」，頓時便讓他神清氣爽，氣血順暢，煩惱自消。馬伯樂的這個精神安慰劑與魯迅筆下的自欺欺人、掩耳盜鈴，以精神虛幻勝利的阿Q可謂是一脈相承，不信你看，馬伯樂還會和阿Q摸小尼姑的頭一樣，向弱小者洩憤以達到釋放內心的不平衡，比如用腳踢賣荸薺的小男孩，揮拳打倒賣麻花的老頭等。我們透過蕭紅辛辣的筆尖看到了自高自大的千萬個馬伯樂一樣的民眾深藏在靈魂深處的黑暗。
戰亂的時候馬伯樂一個人從青島逃到了上海，為了節省開支，他租的房一天到晚不見陽光，因為沒有窗戶，室內的空氣特別差，不過這些都顧不得了，為了節省開支他什麼都能忍受。好吃懶做，生活能力全無的他，居然開始自己動手燒飯，於是他用來煮飯的小白鐵鍋永遠都不洗，到了做飯的時候，用刀刮一刮就倒上新米開始做飯了。自從創造了刮鍋的方法，他總結了一整套違背生活常理匪夷所思的清潔奇葩方法，那就是用「刮」解決一切問題，於是鍋越刮越薄，筷子越刮越細，切菜板也薄得不成樣，後來枕頭、被子、鞋襪髒了也都不用水洗，全都用木片或指甲刮一刮的辦法解決問題。一「刮」走天下的馬伯樂真是荒誕的讓人啼笑皆非，欲哭無淚。
馬伯樂還有很多奇葩的生活哲學：自己傷風感冒了不吃藥，而是多吸幾支煙；孩子傷了風也不看醫生，而是把餅乾泡在水中讓小孩喝。因為他認為感冒死不了人，藥也是白吃，不如吃餅乾來的實惠。如此描述，將馬伯樂惜財如命，吝嗇入骨，如葛朗台般的超級守財奴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反諷張力躍然紙上。
二、對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反諷
無論如何馬伯樂也算是個文化人，他中學畢業，在大學做過旁聽生，讀中國小說，還翻譯外國小說。庸俗無聊，恬不知恥的馬伯樂覺得還不夠樹立自己抗戰文人的形象，於是乾脆擼起袖子進行文學創作，並且認為這才是真正推動了歷史的車輪。我們通過文本欣賞一下這個馬伯樂在進行抗日小說創作時都有怎樣的獨門秘笈：
「外國人的名字什麼什麼彼得羅夫，他用到他的小說上，他給改上一個李什麼，王什麼。總之他把外國人都給改成中國人之後，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題『打日本』。現在這年頭，你不寫『打日本』，能有銷路嗎？再說你若想當一個作家，你不在前邊領導著，那能被人承認嗎？」
馬伯樂的抗戰作品與國家無關，與抗戰無關，他的目的只是有個好的銷路，賺取大把銀子。於是，你不難發現馬伯樂哪有甚麽創作的獨門秘笈，不過是披上抗戰作家的外衣，根據市場的形勢和行情，將粗製濫造的文字魚目混珠在抗戰文藝的隊列中罷了。蕭紅寥寥數筆便將一個不學無術，追逐名利的假文人嘴臉躍然紙上。
碌碌無為，道貌岸然的馬伯樂第二次出走家庭，是到大上海開書店。這次出逃不僅非常難得的得到了全家人的認同，還得到父親一筆款子。
「馬伯樂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這樣莊嚴的感情，自己受著全家的尊敬，於是他邁著大步在屋子裏來回地踱著，他手背在背後，他的嘴唇扣得很緊，看起來好像嘴裏邊在咬著什麼。他的眼光看去也是很堅定的。他覺得自己差一點也是一位主人。他自己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活著也是有權力的。」
然而長期習慣無所事事，無所作為，過慣了寄生蟲生活的馬伯樂，經營書店也與普通書商不同，他的心思和精力不是放在書店的經營和管理上，而是每日召集一群所謂的青年文人在雞鴨魚肉的美味中大談挽救中華民族的使命和責任。如此不著調的經營之道，最後的結局自然是不到三個月便將父親贊助的款項揮霍殆盡，一本書也沒有賣出便關門大吉了。「抗戰救亡」這樣的大詞、美詞，不過是馬伯樂作為一個利欲熏心，誇誇其談文化商人的遮羞布而已，由此，馬伯樂西裝下的小我便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不難看出，蕭紅筆下的知識分子是對那個時代某些尖酸刻薄，整日打著文化旗號混吃混喝招搖撞騙的所謂新新文人的巨大諷刺和揶揄。由此往前再推一步，蕭紅所諷刺的不僅僅是那些打著抗戰旗號發財的偽文人，甚至將諷刺的利劍指向五四時期擔任著啟蒙和救亡的某些偽知識分子。
蕭紅通過馬伯樂逃難的過程還將一群善於鑽營投機商人的醜陋嘴臉擺上檯面，其中最具諷刺性的是馬伯樂一家從南京乘船逃往漢口時，漢江上的一位船老闆。
馬伯樂一家搭乘的小破船夜以繼日地突突著向前推進，卻又永遠前進不出什麼結果，好似在旋渦轉圈。一陣風浪過來，破船全身的骨骼便咯咯喳喳地響叫起來，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行駛途中還不時有螺絲脫落。耐不住性子的乘客對遲遲無法靠岸的破船嘟嘟囔囔滿腹牢騷。船老闆越聽越不入耳，便拍著胸膛以國家民族的高度，義正言辭地發表了一通演說：
「諸位不要憑感情用事，要拍一拍良心，人總是有良心的。吹毛求疵，那是奸徒之輩。在我全國上下一心抗敵的時候，不怕任何艱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才是我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才配做黃帝的子孫。」
這個滿嘴抗戰救國的船老闆，私下卻向馬伯樂道出了其鑽營投機，寡廉鮮恥大發國難財的醜陋一面。原來，船老闆是托關係以破船四倍的價錢購買的保險，他只等著翻船後去保險公司獲得一筆巨款。
不曾想到的是，這位視船客性命如芒草的無良奸商，經過一番聲情並茂的救國家於危亡演說，居然就把躁動的船客們都說服了，有的甚至留下兩行感動的熱淚說：「中國亡不了！」。最後，船老闆所透射出的浩然正氣將船上的乘客徹底征服，大家不分彼此慷慨激昂地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行文至此，蕭紅不動聲色地蕩出一筆：「這船給人們的痛苦越大，人們就越容易快活」蕭紅在情節敘述的推進中，將昧著良心發國難財的船老闆與冠冕堂皇拯救民族於危難兩個面向的船老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讓莊嚴與無恥漫不經心地發生並置和碰撞，於是船老闆極端利己的醜惡靈魂和大眾愚昧無知面目便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嘲諷得淋漓盡致。
《黃金時代》劇照。（資料圖片）
三、抗戰的反諷
《馬伯樂》的書寫大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當時文藝戰線的主流是左派抗戰文藝，文學的主流也自然是正面積極的同仇敵愾的宏大敘述，蕭紅所塑造的懦弱無能，虛偽自私的馬伯樂等人物形象，自然是與當時的文學環境格格不入。不過靜下心來細思，自私自利，苟且偷生，昧著良心發國難財的底層民眾難道不也是戰時人性的一個面向嗎？然而，在巨大洪流的衝擊下，這些上不了檯面的，甚至是負面和黑暗的戰時真相，沒有空間也不可能在當時的國防文學園地中佔有一席之地。從這個角度審視蕭紅的《馬伯樂》，文學的價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當時模式化戰爭敘述的一個非常獨特的貢獻。美國學者葛浩文亦認為：
「《馬伯樂》一書的受到中國文學評論家們的批評，實在是令人費解，因為就書中顯而易見對社會中某些應受譴責的劣根性的人們的諷刺，尤其是書中主角那種對日抗戰態度的諷刺來說，蕭紅這書至少說是符合所謂『戰時文學』的最低標準。」
盧溝橋事件一發生，馬伯樂就捲著鋪蓋逃到了上海。然而眼前安安祥祥，平平穩穩和往常一樣，一點也沒有戰亂和逃難樣子的上海讓他失望極了。特別是他看到賣航空券的舖子裏面，還在紅紅火火地賣著彩票，人們關注的焦點是上次開的頭獎花落誰家，馬伯樂有一種怒從心中來，惡向膽邊生的憤怒噴發出來：
「『真他媽的中國人！』『日本人都快打上來了，你們還不去做個準備，還在這裏發財。』『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呢？』……『到那時候，你們將要哭叫連天，將要失散妻子』……」
因著對戰爭的判斷逃到上海的馬伯樂感到鬱悶了，感到孤單了，因為他憂患重重地預言日本人馬上要打到上海了，而別人對他的態度不是反感就是冷落，甚至認為馬伯樂是個神經質。馬伯樂的內心頓時恨到了極致，他不是恨對方與他的思想不同步，而是自己對戰爭的預判得不到任何人的認同而憤怒和痛苦。
「現在馬伯樂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夠流傳，只有他的主義沒有人相信。這實在是最大的痛苦，人類的愚昧何時能止？ 每每馬伯樂向人宣傳日本人就要打來了，沒有人接受的時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動地激發出一種悲憫的情懷。」
當然，他的悲憫中帶著怒罵：「真他媽的中國人！」馬伯樂對戰爭的關心是真的有著民族的情懷，階級的仇恨嗎？非也！他是因為盧溝橋事變隻身逃到上海，身上的盤纏已是捉襟見肘，唯有戰爭早點到來，才能讓青島家中的太太帶著金錢來上海投奔他，只要有了錢，他就又可以繼續逃跑了。如果戰爭不能及時到來，就只能硬著頭皮再次踏上回家的路。蕭紅一本正經的敘述，並不時穿插著「思想主義」、「國家民族」的大詞，便將馬伯樂擺出一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虛偽面目刻畫得活靈活現，力透紙背。
隆隆的炮聲響起，成千上萬的難民背井離鄉四處逃難。這個名叫馬伯樂的愛國人士，不是義憤填膺，也不是悲天憫人，而是感到莫名的刺激和興奮，因為他很久以前的預言終於變成了現實。覺是越睡越踏實，胃口也是難得的好，居然一口氣吃了五個蛋炒飯，要知道他平時頂多用一個雞蛋。吃飽肚子的馬伯樂走上街頭，他打著口哨，得意洋洋地歡快地走著，用了一種鑒賞的眼光，鑒賞著那些逃難的難民
「馬伯樂前幾天那悲哀的情緒都一掃而光了。現在他忙得很，他除了到街上去視察，到朋友的地方去報信，他也準備著他自己的食糧，醬油、醋、大米、鹹鹽都買妥了之後，以外又買了雞蛋。」
上海開始逃難了，估計青島也是這個局面了，當下的要務是用什麼方法讓太太趕快到上海來呢？畢竟身上的銀兩所剩無幾。國難當頭，平庸卑瑣的馬伯樂心中只有自己的性命，以及一日三餐的吃食。馬伯樂和許許多多內心空虛，好吃懶做，視財如命的逃難的民眾一樣，他們是不會懂得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深刻道理。
就在馬伯樂窮困潦倒之際，他的太太來到了上海，同時還帶來了一千多元的存折。有了錢的馬伯樂又開始了新的逃亡。
淞江橋是從上海前往南京的必經之路，開戰不久便被日本的飛機炸毀了，火車上成百上千逃難的民眾便要乘半夜三更徒步通過淞江橋：
「能搶的搶，不能搶的落後。強壯如瘋牛瘋馬者，天生就應該跑在前邊。老弱婦女，自然就應該擠掉江去……他們這些弱者，自己走得太慢那倒沒有關係，而最主要的是橫住了那些健康的，使優秀的不能如風似箭向前進……於是強壯的男人如風似箭地擠過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無抵抗之力，被稀裏嘩啦地擠掉江裏了。」
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在淞江橋上再一次被無情證明。「年老的人一跌就斷了氣，小孩被人擠死了，被人踏死了。婦女們還有在枕木上生產的」。蕭紅幾乎用紀實性的筆法所呈現的戰時民眾生存狀態與主流文藝中所構建的為挽救民族危亡而流血犧牲的全民抗日大時代形成鮮明對比，文本敘述所達到的諷刺效果，早已超越了文學本身。這也是身在文藝左派但依然保持著清醒頭腦的蕭紅，所具有的極其難得的作家擔當和對主流抗戰文藝的深刻反思。
《馬伯樂》第二部第九章中，寒冬臘月士兵們扛著槍的士兵唱著抗戰歌曲，目視前方，跨過江漢關，民眾們看到這個景象個個莊嚴肅穆，切切實實感到中華民族滅亡不了。就在這時人群中一個賣麻花的老頭卻說：「呦！還穿著單褲，我們穿著棉褲還冷呢」。老頭首先被愛國志士馬伯樂一拳打翻在地，接著就被圍觀的民眾以破壞軍心為名定性為「漢奸」，最後憲兵也加入進來，鼓勵民眾打漢奸。軍隊繼續唱著嘹亮的歌曲，戰士們個個精神抖擻顯出非常英勇的樣子。
「觀眾們鑒賞方法是非常高明的，凍得臉色發白，嘴唇發青的一面，他們能夠設法看不見；而那正在唱著抗戰歌曲的寬大的胸膛。也不是說看不到弱的那一面，也許看到了也不敢說，或者是覺得不應該說，怕憲兵打」。
蕭紅在胡風抗戰時期創辦的文學雜誌《七月》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自己的創作主張：「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
這座名為「飛鳥三十一」的雕塑，是為紀念埋骨於香港淺水灣的女作家蕭紅而立的。（資料圖片）
結語
馬伯樂，一個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的所謂現代青年，他口口聲聲「挽救中華民族是我們人人的責任」，整日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悲憤姿態，然而每逢緊要關頭，自私狹隘，毫無責任感的他便逃之夭夭，連老婆孩子都找不到他的蹤影。其滑稽可笑的舉動無一處不使人捧腹，但讀者眼角的淚滴尚未盈滿，內心又被淡淡升騰的悲哀所吞沒，這真乃活脫脫一個抗戰版本的阿Q。從這個角度審視，以逃為生的馬伯樂是一個異類的存在，而逃無可逃的蕭紅——便是一個存在的異類。
《馬伯樂》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令人扼腕嘆息，不過蕭紅在底層民眾的逃亡和苦難的敘述中所透射出的「諷刺」的犀利，必將令蕭紅「越軌」的筆致在中國現當代文壇描繪出別樣的「藍天碧水」。
參考書目：
一、蕭 紅：《蕭紅小說全集》（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二、蕭 紅：《蕭紅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三、葛浩文：《蕭紅傳》（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四、彭放、曉川主編：《蕭紅研究七十年一九一一-二〇一一》（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五、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淵懿簡介：本名袁疆才。西北邊陲呼喊著跌落人間，隴上人家馬不停蹄野蠻生長。當下，垂釣香江，文字覓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