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
人出生到這世界上，總是生在早已確定的社會、語言、文化和歷史環境中，人離開人世的時候，社會、語言、文化、歷史還會繼續存在，所以人的一生總是處在中間，既見不到宇宙的開端，也見不到世界的結束；這在敏感的文人，往往就生出一種莫名的焦慮，就如大家熟悉的唐代詩人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之感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而人出生在世上，面對茫然的時空，又總想了解自己生命和世間事物的意義，於是不得不構想一個結尾，因為只有事情告一段落，有頭有尾，才可能呈現出完整的意義。英國著名批評家弗蘭克．凱慕德在討論敘事文學一部重要的著作《終結的意識》裏說：「就像詩人敘事從中間開始一樣，人們出生到人世，也是投入中間，in medias res；而且死也是死在中間，in mediis rebus，為了懂得生命是怎麼回事，他們就需要建構開端與終結的故事，以使生命和詩有意義。」（註1）
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張隆溪（右）應邀主講「故事與情節：敘事文學的結構和意義」講座，左為講座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作聯副會長潘銘基。（本會資料室）
以從方法學的角度看來，凱慕德找出「終結」這個不僅與敘事文學、而且與人的生存相關的主題，便可以從宗教、歷史、哲學等多方面來展開討論，並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上，討論敘事文學和小說的結尾。凱慕德在廣闊的背景上來討論小說理論，其論述就有深厚的基礎，而他提出的「終結意識」也就成為理解敘事結構和意義一個重要的批評概念。《聖經》以講述上帝創造世界的《創世紀》開始，以預言世界末日的《啟示錄》結束，所以凱慕德一開始討論《啟示錄》，尤其是歷史上許多預言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各種計算和預測。一些宗教團體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他們依據《聖經》記載的情節或象徵來推算世界末日，如公元一千年就曾引發許多關於世界末日的預測和推想。世界並沒有在那一年毀滅，但後來一二三六年、一三六七年、一四二○年、一五八八年、一六六六年，還有十九世紀末等等，都曾引發啟示錄式的末日幻想。有趣的是，美國社會學家費斯丁格爾（Leon Festinger）讓他的幾個研究生潛入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一個宗教團體，白天參加他們的聚會，晚上便回到住處做記錄。結果他們發現，雖然世界末日並沒有按這個團體預言的日期來臨，但卻完全無損於這個團體信徒們的信念，因為他們會立即重新計算，提出一個新的期限，然後等待新算出來的世界末日來臨。由此可見，終結的意識是多麼重要，多麼頑強。
我們也許會取笑這樣的迷信，但我們自己其實也需要類似的虛構結尾，也需要終結的意識。凱慕德說：「處於事物中間的人會做出相當大的努力，構想出圓滿的框架，設想出一個結尾來與開頭和中間階段滿意地融合在一起。」（頁十七）人生本來如此，描述人生的文學、尤其是敘事文學，當然更是如此。小說就總是有開頭、中間和結尾，沒有結尾，故事就不完整。我們對於結尾的期待，和上面所說對世界末日的期待，不是也多少有一點相似嗎？不過我們雖然預期故事總有個結尾，但如果結尾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不能出人意料，我們又會覺得這故事太過簡單，因而平淡無趣。所以哪怕結構最簡單的故事，也不會平鋪直敘，完全沒有一點曲折。情節發展中的突然轉折（peripeteia）打破我們簡單的預期，然後再引向圓滿的融合，在戲劇和敘事文學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法。凱慕德說：「轉折愈出奇，我們就愈會覺得那部作品尊重我們的現實感；我們也愈肯定那部小說打破我們天真的預期那種普通的平衡，由此而為我們有所發現，為我們找出真實的東西」（頁十八）。換言之，我們一方面需要結尾，另一方面，我們又意識到結尾的虛構性，意識到現實往往比我們構想的圓滿框架要複雜得多，所以愈是打破我們預期結尾的敘事，愈能把敘事情節的發展複雜化，就愈有一種接近真實的感覺。
凱慕德把鐘錶走動的嘀嗒聲作為最簡單的敘事結構，嘀是開頭，接著有一個中間段，然後是嗒的一聲結尾。他說：「我把鐘的嘀嗒當成我們可以稱之為情節的一種模式，是使時間具有形式來人化時間的一種組織；在嘀和嗒之間的間隙就代表純粹延續性的、未經組織的時間，那就是我們需要去人化的時間」（頁四十四）。鐘錶的走動本來是純粹機械的重複，完全是人的意識加在鐘錶機械運動之上，才在當中分出嘀和嗒，分出開頭、中間和結尾，這就是「人化」（humanize）時間。也就是說，在本來純粹連貫的延續中，人為取出一段來，將之設想為從嘀到嗒的整體。嘀嗒之間如果只是「純粹延續性的、未經組織的時間」，那就空空如也，沒有任何意義。所謂人化時間，就是敷衍出很多情節來使之一波三折，複雜而有趣。小說的結構就正是如此。所以凱慕德說：「所有這類情節變化都有一個前提，都要求有一個結尾可以加在整個時間段和意義之上。換句話說，必須除掉中間階段的簡單序列，除掉嘀嗒的空洞，除掉從人的觀點看來毫無趣味的純粹延續」（頁四十六）。由此可見，有一個基本概念作為討論的基礎，哪怕像鐘錶的嘀嗒聲這樣簡單尋常的東西，也可以在理論框架中顯出意義來，而且正因為簡單，鐘的嘀嗒就成為敘事結構一個明確而有趣的模式。
一部小說的情節發展，就是去人化時間，把從嘀到嗒這個簡單的情節模式複雜化。然而無論怎樣複雜變化，要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要有意義，就必須得有最後的終結。換句話說，有了嘀，我們就必然期待著嗒，沒有嗒，我們就總覺得事情還沒有了結，在心理上就總不會有完結的穩定感和滿足感。明人胡居仁著《易像鈔》卷十四有句話說：「人猶區區以六尺之形骸為人，生不知所以來，死不知所以往，真謂大迷。」那意思就頗接近於凱慕德說人生來死去，都總是處在中間，而這種中間狀態會產生一種迷茫的感覺。人要消除迷茫，理解事物、理解自己的生命，就必須有終結意識，必須建構一個結尾來理解人生的意義。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又應該認識到結尾總是人化時間的構想，而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不是完全絕對的終結。記得在我老家四川成都北郊的新都有寶光寺，那裏有這麼一副頗帶禪味的對聯說：「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上聯大意是說，出家人遵循超乎世俗法律的佛法，然後才認識到不同於世俗律法之法，才是真正的法。下聯闡述「了」即了結這一概念，就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面討論的終結意識。我們一生一世永遠只是處於中間，對我們說來，了結總是相對的，世界還會繼續存在，事物也還會繼續發展，所以我們建構的結尾只是告一段落，也就是「了猶未了」。但最後「不了了之」一語，並不只是無可奈何，消極被動的意思，而可以理解為意識到天下事都不是絕對的了結，終結總是一種人為的虛構。意識到終結是人為的建構，這本身就應該是終結意識之一部分。
這就引我們到我要介紹的另一個概念，那就是情節。美國文學批評家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著《為情節而閱讀》，尤其是書中與凱慕德所謂終結意識有關的部分，對我們理解情節這個概念很有幫助。如果凱慕德從結尾來討論小說，布魯克斯則從情節發展來討論敘事文學，但情節的發展變化和結尾當然密不可分。布魯克斯說：「首先，情節是一切書寫的和口述的敘事所必有的因素，沒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情節，任何敘事都是不可想像的。情節是內在連接和意圖的原則，沒有這一原則，我們就不可能通過敘事的各個成分——事件、插曲、行動等：即便像流浪漢小說這樣鬆散的形式，也會顯出內在連接的手段和結構性的重複，使我們得以建構起一個整體。」（註2）整體這一概念當然包括了凱慕德所說的嘀和嗒，即開頭、中間和結尾，而情節就是整個敘事的變化過程，是把時間人化，通過事件、插曲、行動等結構成分向結尾的推進。所謂內在連接，是指在敘事過程中從一個環節發展到另一個環節，這當中也就體現出作者敘事的意圖，所以布魯克斯把情節稱為「內在連接和意圖的原則」。
在這裏，結尾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在情節推展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知道敘事的意義，因為情節發展的方向隨時可能變化，故事的線索也沒有固定，一切尚無明確的輪廓，也就不可能有意義的穩定。只有結尾才會給敘事劃上句號，使故事完整而呈現出全貌和意義。布魯克斯說：「在相當重要的意義上，開端的意識必然被終結的意識所決定。我們可以說，我們能理解文學中當前的時刻，或擴而大之人生中當前的時刻，理解它們在敘述上的意義，就是因為我們在結尾建構性力量的預期當中來理解它們，而正是結尾可以反過來賦予當前的時刻以秩序，賦予它們以情節的意義」（頁九十四）。我們閱讀一部小說時，總是在結尾的預期中理解情節的發展，而只有到了結尾，有了完整的故事，我們才可以回過去看清情節發展的軌跡，明白整個故事的意義。
布魯克斯討論亞瑟．柯蘭．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名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因為偵探小說也許最能說明結尾的「建構性力量」，為我們指出結尾如何反過來使整個敘事過程顯出發展軌跡，具有整體意義。福爾摩斯偵探案之所以著名，一個重要原因是故事結尾總會出奇制勝，打破我們的預期。我們往往會像福爾摩斯的朋友華生醫生那樣，自以為找到了罪案線索，做出合乎邏輯的推理，結果卻發現我們的推論錯誤，也就總是得出錯誤的結論。在故事結尾，往往會由福爾摩斯或罪犯本人從頭講述整個犯案過程的來龍去脈，使我們明白真相，而那種複述既能按照嚴密的邏輯，反過去把故事情節發展中每個事件、插曲和行動都聯接起來，賦予它們秩序和情節的意義，又能打破我們的預期，顯出大偵探福爾摩斯或作者柯蘭．道爾比我們都要高明得多，同時也大大增加我們閱讀的樂趣。敘事或所謂講「故事」，就是複述已經發生過的事件，而偵探所做的就正是重建已經發生過的罪案，所以布魯克斯說：「偵探小說可以揭示任何敘事的結構，尤其顯露出敘事是重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偵探追溯罪犯留下的蛛絲馬跡，由此發現並重建敘事的意義和權威，就代表了敘事表現的過程本身」（頁二四四至二四五）。換言之，偵探小說的情節必然曲折複雜，撲朔迷離，最後的結尾又能反過來把整個過程解釋得明明白白，天衣無縫，所以偵探小說的結構可以把一切敘事的基本模式表現得最清楚。
我們香港就有許多出色的作家，例如查良鏞即金庸先生的小說，就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既有傳統武俠小說的程式和結構，又能表現現代人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成為華人世界最受讀者歡迎的文學作品之一。我們知道敘事文學的結構和意義，就有助於我們更多地創作更優秀的作品。希望香港的作家們能夠講出具有香港特色、中國特色的故事，為我們這片美好的家園增添更多文化的氛圍和文化的價值。
註：
（1）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Oxford UP, 1967）, P.7。詩人敘事從中間開始（拉丁文in medias res），乃是從荷馬史詩以來形成的格式，即所有史詩開篇都不是從所講故事的開頭說起，而是從故事的中間開始，然後在適當地方再以倒敘的方式，回過去講述故事的開頭。以下引用此書，只在文中註明頁碼。
（2）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New York: Vintage, 1985）, P.5。在西方文學中，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有點像中國的章回小說，情節隨主角人物的活動而變化，全書結構相對鬆散。以下引用此書，只在文中註明頁碼。
張隆溪簡介：北京大學碩士、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於北大、哈佛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二○○九年獲選為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二○一三年獲選為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二○一六至二○一九年當選為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張教授長期以來專注於東西方跨文化研究，以中英文發表二十多部專著和多篇學術論文，在國際學術界産生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