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事

張曉風

台灣著名作家、退休教授

 

 

 

小時候，父母、老師好像都喜歡勉勵我們，他年長大了，要「做大事」，或是「做一番大事業」──記憶中似乎從來就沒有誰勉勵過我們要去「做小事」。

但，我這輩子好像都在「做小事」──而且，要命的是，我好像還挺愛做這些小事。

 

有個目盲的鄰居朋友，半夜兩點忽然打電話來。她一個人住，教鋼琴為生，跟一條老狗相依為命，我有時煮茶葉蛋會分送她幾個。她那天打電話來，泣不成聲：

「怎麼啦？怎麼啦？」

「我的狗狗……我的狗狗……剛才，走了……」

她一直哭，我一直聽，她的心情，我懂，她家不是死了老狗，而是死了「親人」，但一時也找不出什麼有意義的安慰之詞，只能胡亂說些「你不要難過了……」「牠也算安享天年了……」「我想牠臨走前，一定很希望看到你以後能快快樂樂地活著……」這麼說著，唯一的功能也許只是讓她知道，我在傾聽，她不是在對空氣說話。後來，也許她說累了：

「對不起，三更半夜，我忍不住……也沒有別人可說……牠就這樣走了……打擾你了……對不起……晚安。」

深夜，聽人哭，聽人傷悼她的老狗，這事，夠小了吧？只是，我覺得很好，在這五百萬人的大城裏，她獨獨撥了我的電話，她容我分擔她巨大的疼痛、驚恐和哀傷，這件事──比有人找我當什麼「國策顧問」要榮耀多了。

我願意做這種「小事」。

 

在這個地球上，從不缺「做大事的人」或「痴狂於想做大事的人」。古往今來，歷史是由他們導演的，但絕大多數的人，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像我──是個做小事的人。

這會兒剛好是歲暮，做華人不錯，每年過兩個情人節，過兩個歲暮，兩個新年。歲暮對生意人來說是「盤點」日，我於是也想到要來盤點一下。我的錢很少，用不著費神。我的孫女只有三個，白痴也會數。那麼，我且來清點一下全球人口（咦？說得好像我是「地球」的「球長」似的），特別是在疫情之後。但，說到清點人口，天哪，在古時候，這可是全盛時期的帝王才敢想的事。是件要報名上冊、動員並串聯全國人力，拚上一、兩年才能做成的大事，而此刻，哈！只是「小事一樁」。我請助理幫忙，她五分鐘不到就查出來了，是七十九億多。我想想，七十九億是什麼意思呀？這數字太大，超乎我的想像力，我請她以「每秒鐘唸一個人的名字的速度」去唸這七十九億之人的名字（其實，有些人名字太長，一秒鐘是唸不完的），而這位「唸名之人」每天工作八小時（這八小時內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不抽煙、不打電話，週末或刮風下雨也照常執行任務），這樣下來，要多久才能唸完這七十九億人口的名字呢？答案也立刻揭曉，整數是七百五十三年。啊！我現在有點明白七十九億這茫茫無邊的意義了。古人說「芸芸眾生」，但「芸芸」二字有點太美，讓人忘了它那草芥或沙礫一般的卑微性和庶眾性。

七十九億，說來絕大多數都是「卑微庶眾」吧？如果以五人左右為一家計算，大地上有近十六億個家庭，如果這十六億個家庭各有屋頂和窗戶（有屋頂的人是幸福的，難民就沒有）──唉！那得多少抹布來擦餐桌？多少鍋子來煮麥片粥或大米粥？多少碗盤要洗？多少床單要換？多少窗子要擦？多少小狗、小貓或牛、羊、豬、雞、鴨要餵？多少花木要澆水？多少稼穡需要去辛勤照顧？多少車要開出門（包括貨車、小客車、摩托車、腳踏車、嬰兒車）？多少小孩要陪他做功課？多少老人要送去看病或為之送終……

這些都是「小事」，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就做著這些小事吧？而所謂「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多半不是靠「殺人」就是靠「逼人」來過日子。成功而不害人的人也有啦，但不多，像比爾蓋茲或張忠謀，或者，遠古之前的孔子、孟子……。

 

我還是喜歡做個「做小事的人」，但我又不免希望我做的是「好玩的小事」。什麼叫「好玩的小事」呢？茲舉數例如下：

有個同事，有點可愛，他成天嘮嘮叨叨，一進辦公室就向人報告他的婚事目前進行的節奏。後來又向大家詳述妻子懷孕、待產，並且終於生了長女……，我對他家的事不覺已瞭如指掌。不久，他的苦惱又來了，他的女兒命中缺水，他苦想一個有水的字（部分台灣居民常強調自己「不是中國人」，但在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迷信上，卻比任何地區的華人更中國，像「陳水扁」就是個好例子）。這同事又堅持名字最後一個字已經決定了是「秀」，我於是叫他用「泠」，「泠泠七絃上」，「泠」比其他水部的字要詩意多了，「泠」字讀來高昂清揚，出於唐詩名句，跟「秀」字的沉實讀音可以相輔相配。他立刻同意，後來那孩子也很成材。

去滿足那些為小孩求名字的父母的期望，我覺得是人間的「優等小事」。

 

另有一家的兒子則缺火，有火的字多半不怎麼雅，他又說那火字部的字必須十二劃，我於是說：

「叫他『斐然』吧！你不要看『然』字下面四點水，其實它下面是個『火』字。『然』的聲音也很好聽呢！」

他大為佩服，便欣然採納。

 

還有個朋友住在介乎台北市中心和「新店景點」之間的「景美區」。那地方的街名像兄弟排行似的，常用「景○街」，他住的那一條叫景仁街，他喜獲麟兒，我便勸他直接以「景仁」為名。「景」字本身是個好字眼，代表光明、美好。在古代，是一個可以選來作皇帝年號的字。「仁」也是個好字，幾乎包含了整個儒家思想的精華。小孩取這名，有點像從小就當了這條街的「街長」，他後來在美國做了律師。

此處容我把話岔開，余光中教授曾跟我說，他教學生，還帶「售後服務」，那就是，常為學生證婚。而證完婚每每還有其「一貫作業」──為他們的新生兒取名字，啊！作「詩人的學生」真是賺到飽。

另外有個國樂團成立，他們有教會背景，想找個團名，我幫他們想了個「師曠」，師曠是春秋時代孟子、莊子都讚美的敏於音律的音樂家。而這名字，我私下想用「今解」（事實上也並無「古解」），將之詮釋為「師法曠野精神」。從宗教情懷來說，一切藝術雖也都有老師，但到了某個境界之後，便應該一空依傍，去站在無邊無際天風過耳絕無人煙的茫茫曠野中，像古先知摩西，去師法無限的自然和天機。

他們接受了這個名字。

 

另有個朋友，八十年代得風氣之先，跑去中國大陸做生意。她做什麼我有點說不清楚，似乎是為一些特定的有錢有勢的貴婦代購時髦的歐洲名牌衣服，她們全然不怕價高，她因而賺了不少。賺多了，她偶而跑回台北來，開了個自己喜歡的小店，很豪氣地不管賺不賺錢。小店面，只賣她搜羅來的小陶器，她請我幫她取個店名，結果我幫她把連中文帶英文都一起想好了。中文叫「立陶宛」（扣住「賣陶」的特質），英文則因為店小，便叫「little one」，兩個發音十分相近且好記，她為之驚艷。

 

除了給人起名，給社團起名，給店舖起名，我還給「活動」起名。

七十年代，有位在台北植物園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一件事。

唉，且讓我暫停一下，說說這台北植物園，這園在日本時代就已存在，且規劃得不錯。日本人曾把台灣高山上的神木搜刮一空，去讓京都或東京等大城的神社前有傲人的撐天大柱聳立，反正台灣是殖民地，不搜刮白不搜刮。當然，為砍伐且運送那些巨大沉重的神木下山，可想而知死了不少原住民。這些樹讓日本許多神社挺風光，讀者如去日本旅遊，不妨在重要神社前停留一下，看看地上有小牌子說明這神木的原產地是台灣。

台灣高山珍木遭日本毒手，這是千年也恢復不了的（神木的平均年齡高於三千歲）。但日本人卻在台北市規劃了一座植物園，有點像奪了我的一億家產，卻丟下一塊錢來還我。

不過，走過喧囂的市區，我還是忍不住有點喜歡這座植物園，特別是那片荷花池。每年夏天我都會給自己訂一個「荷花節」，那天，我會去池畔坐坐，對著荷花發獃發癡。

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以後，大概覺得植物園既然那麼大，不妨「廢物」利用，於是便蓋了很多機關塞進去，包括小型博物館、科學館、廣播電台、小劇場，雖都不是什麼「壞玩意兒」，但原來站在那裏的不會說話的植物只好乖乖去死。

 

而我的朋友告訴我，由於這些機關廢水排除不當，荷花死了很多，而且，青蛙也死了，等到夏夜，居然聽不到蛙鳴。天哪！這怎麼對得起小朋友，憑什麼剝奪他們童年的顏色和聲音？

最近他們解決了污水問題，但青蛙一時也恢復不過來。

我輾轉找到一位日本學者，他當時正在中央研究院作台灣青蛙的研究。他聽我說及此事，答應給我三大鐵桶蝌蚪去放生，讓池塘的蛙量恢復。這放生可不是隨便可以去做的「好事」，必須事先弄清楚，以免蛙種不合，互相八字相剋，造成生態浩劫。好在此人是專家，可以信任。

於是，擇定吉日良辰，呼朋引伴，叫各家朋友「出小孩」，共襄盛舉。當天眾小將一一努力舀蝌蚪，往池塘中放，但我作為領軍，不免擔心，萬一有小孩把自己也跟蝌蚪一起「放下去了」，那可怎麼辦？

我給這活動取了個名字，叫「預約一個有聲的夏夜」，「預約」這個動詞當時只用在出版社待出新書的時候，「預約」會有很好的折扣，我把它轉換為對蛙鳴的期待。

當晚的電視和翌日的報紙都報導了這件事，都打出「預約一個有聲的夏夜」的名號。

後來，「預約○○」也就不斷有人套用。用就用吧，我最高興的是，那年夏天夜晚跑去植物園一聽，果真有一片聒耳的蛙鳴！

那三桶蝌蚪想來有的讓水鳥水鴨吃了，有的讓魚吃了，有的讓路過的飛鳥吃了，有的被池中水鱉水龜吃了，但無論如何，有一批活下來了。並且，鳴響整個長夏的每一個夜晚。

 

凡此種種，都是小事，我喜歡忙活著做這些拿不到半毛錢的小事。

小事萬歲！

 

 

（本篇稿酬請代為捐贈香港正生書院，他們為少年吸毒者戒毒，很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