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 演 講
傅 曉 記錄整理
編按：這是許子東於十一月六日在中央圖書館演講廳所舉行文學講座「用生命寫作的人──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的主講嘉賓發言。
潘耀明《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這本書的價值和意義，嚴家炎教授的序言裏面已經非常詳盡的介紹了，我不再重複。我想從香港文學的角度談談這本書和潘耀明多年的文學活動，以至對香港文學的貢獻。
我的想法不一定對，僅供大家參考。
在我看來，這本書不僅僅是潘耀明多年來關於一系列中國文學作家的文章的匯集，也不只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書畫展覽的引言介紹。
香港文學的三種觀察角度
我們講香港文學，通常可以有三種角度。第一種簡單說，就是有人在香港寫的文學作品，放在世界華文文學作家裏面也是好的作品，寫的人不一定想著我是香港人、為了香港，但最後拿到不管是在內地、台灣、海外看，大家都會覺得是好作品，全世界華文文壇都站得住腳，這是第一種角度。主要是看作品，最好的例子是金庸先生的小說，還有以董橋為代表的一系列香港散文，這是兩岸三地沒有超過他們的創作。個別的作品還有《酒徒》、《秧歌》。當然，做研究的人也會關注金庸小說和香港環境的關係，也有人提出韋小寶有這麼多女人跟當時的《明報》這麼多人追看、讀者的互動有沒有關係呢，還有韋小寶對皇帝和天地會的雙重忠誠跟香港的意識形態有沒有關係，這都可以研究。
第二種現在討論最多，就是香港文學表現香港的本土性、獨特性，比如西西、也斯、崑南、黃碧雲等，香港主體性是這些作品的主要內容，也有人將這個主體性變成衡量香港文學的唯一標準。
我今天想講的是第三種，香港文學還有第三個觀察角度，香港是一個港，不僅是金融、財政、物質流動的港，還是一個文化的港口，香港文學的歷史從三四十年代到今天，一直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交叉路口。現在文學研究一個主要的概念叫「場域」，香港文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作為一個文學溝通的重要基地。小思研究南來作家，注意到茅盾、夏衍當初對香港本地人的影響，其實放在整個大中華文學圈，茅盾、夏衍當時在香港做的事情意義是非常重大的。舉例來說，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除了延安以外，第二個發表出版的地方就是香港，後來內地五十年代很多文化政治運動，在四十年代的香港已經開始操練。後來香港文化交流的活躍，很多文化人有貢獻，比如剛剛潘耀明所講的曹聚仁，聽潘耀明說他「一日三場」：早上馬場、中午菜場、晚上舞場，但是大家知道他在香港有什麼作用嗎—他同時和周恩來總理還有蔣經國見面。這是香港文化人在那個時代的作用。
主講嘉賓許子東。（本會資料室）
曹聚仁之後，還有羅孚。羅孚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人，他所做的文化活動，比他的文章更有價值。沒有他金庸的小說就不會這麼出名。近年也是他的一句話：「一定要讀董橋！」活生生讓內地文化人以不讀董橋為恥，這也是香港文化人的力量。
還有一個例子宋淇，大家可能只知道他和傅雷、錢鍾書等很多人認識，可是就在這麼多事情中，有一項尤為重要：他和夏志清兩個人使得張愛玲這個知名作家進入大家視野。
潘耀明引起的特別文化交流作用
在曹聚仁、羅孚、宋淇之後，潘耀明也起這樣的文化交流作用。這本書就是一個實證，他代表了香港文學在大中華文化場域中作為交流的重要作用。這並不是潘耀明一開始想做的事情，他開始只是看書、對這些人好奇，又有這樣的機會，於是就去做了。台灣不會有這樣的人，內地與他類似的也許是李輝。李輝也認識很多老作家，老作家也願意把不願與別人說的故事講給他聽，但李輝的著重點總在老作家怎麼受到冤枉……當然李輝的工作也非常有價值。很多人帶著問題去採訪老作家未必得到理會，但李輝就可以問出答案。
香港在這方面的工作，沒有人能夠超過潘耀明。
要做到這樣的工作是需要幾個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香港的獨特地位，香港在兩岸四地乃至全球華文文學中，香港的地位是比較超越、寬容、多元和自由。這本書中好幾次提到到北京去參加一個代表團，至少有兩三次他都會說這是由廖承志一九七八年邀請的代表團，我估計他不是有意重複，但客觀上這個名字提到好幾次，使我們想到當時香港在廖承志貫徹周恩來的統戰路線所起到的一個巨大的文化政治效應。
第二個是香港有報刊文化的優勢。內地做這方面事情可能是大學學者、研究者，或者一般文學愛好者，報刊非常零散，新文學史料一般是作為論文發布出去的。而香港是一個報刊工業非常發達的地方，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幾百萬人口可以同時容納十幾份報紙，報紙的文化也是超越、寬容、多元和自由。
第三，這些老作家閱人無數，甚至隔了一代，唯有真誠能夠打動他們，使得他們願意寫字、回信，很多研究者寫了長篇大論的論文，卻未必能夠被理睬。
客觀上，潘耀明這本書記載了香港在華文世界文化交流中的獨特貢獻，是因為這幾個原因。因此看這本書，有主流作家，有信有真相，同時他不展開全面的論述，只是抓住一點，比如說巴金，就講他《隨想錄》被挑戰和被刪掉的事情；講冰心坦然面對她晚年的疾病，這也是我們不知道的；講曹禺忙，沒空寫東西，這事實上是個批評。我們私下都會說曹禺可惜了，文革後巴金的地位越來越高，因為巴金不斷講真話，也因為艾青、曹禺、丁玲都不寫東西了。潘耀明厚道並且有策略，他的書裏面沒有批評，但是委婉的表達了曹禺非常忙，做官、見人、開會，沒時間寫東西。估計曹禺看了也不能生氣，他確實是忙。吳祖光就給曹禺寫信，說你這個天才萎縮了，其實很多人都看到，潘耀明採用的策略就是不說你寫得不好，說你忙不過來。「忙」還牽涉到對大陸文化生成體制的批評，作家到了一定的時候被委任政治身份。還有寫到丁玲，丁玲的晚期是非常受爭論，她和沈從文吵，又堅持左派觀點，亦跟周揚他們反思文革唱對台戲，潘耀明花了好幾篇文章講丁玲的「怨」，說不清楚有多怨。我們都知道丁玲去了美國，我們都認為丁玲晚年非常僵化，但潘耀明卻說丁玲到了美國還要去看桌上跳舞呢。
有史料有秘聞更有作家的感受
相比這些主流作家，整本書的重點是一些非主流的作家—俞平伯、汪曾祺、王辛迪、端木蕻良、卞之琳……這些作家非常有才學，但他們在內地的文學史敘述中是非常邊緣的，他們是潘耀明花了很多筆墨的，相對來說也是值得研究者參考的。
俞平伯給我的感覺非常親切，我至今現在還記得我坐在上海靜安公園，手裏拿著一本批判用的、沒有封面的俞平伯《紅樓夢辨》，讀到第一段話，就把我小時候形成對文藝的看法完全顛覆了，並且影響我一輩子。那一段話非常簡單，他說為什麼高鶚續《紅樓夢》不可能，因為文學是一個作家個性的表現，如果後四十回高鶚按照曹雪芹的個性去寫，那麼就不是他自己的個性，那麼就肯定不如前八十回。如果他發揮自己的個性，可是一本書不可能有兩個不同的個性。當然從紅學的角度值得斟酌，但對我一個少年人來說令我震撼，我才明白作品不僅僅是宣傳意識形態，而是作家個性的表現。太厲害了俞平伯，我後來明白了，為什麼要批判！
潘耀明對作家們個人經歷還注重於情史的介紹，不知道其中多少是因為香港的文化市場需求，有多少是因為這些內容別的地方不方便講，又或是潘耀明從老一輩的愛情生活中的確得到某種感悟（笑）。比如說趙清閣，我們都說她「小三」，害的胡絜青對老舍不好。但把故事從趙清閣的角度講一遍，又是不同的感受。例如吳祖光和新鳳霞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沈從文和丁玲一方自作多情、一方又不理他，非常有意思。更有趣的是蕭乾的艷史我真是不知道，原來個個老婆每個都愛得不得了……
總括來說，這本書有很多史料，但不是考證文章。
除此，這本書的文體也值得討論，有虛構也有史實，在文體上也是個挑戰，有點像報告文學，也有點像新文學史料的文章，有時候是散文體有作家的感受在裏面。
我最後想到金庸先生曾寫下「副刊之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圖。香港是有特定文化背景、讀者的文化需求，而放在長遠看，是一個特別的文體。尤其是我們現在正面臨一個印刷工業走向衰落的時候，進入電子閱讀的時代，金庸先生的五個字好像是給「B站」、抖音的指示方針。我想，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觀察香港文學的第三個角度。
謝謝大家！
（許子東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傅曉為香港作家聯會委任理事。講稿經許子東教授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