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匯
趙令揚教授於今年（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凌晨去世，終年八十四載。屈指一算，我和趙教授相識五十年了。現在要和一位認識五十年的好朋友分別，怎能不黯然銷魂？
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學院以及《明報月刊》在香港大學校園舉辦查良鏞學術基金文化講座，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晚假銅鑼灣世貿中心設歡迎宴，趙令揚教授作為查良鏞學術基金會創辦人致辭。（明報月刊資料室）
在長廊天台暢論古今
趙教授早年曾就讀於香港大學中文系（創系時以及現在則稱中文學院），屬於我的師兄輩。他一九六九年從澳洲來中文系當講師，那時我剛本科畢業，正開始從事碩士研究，所以他也屬於我的老師輩。我碩士研究的範圍是古典文學，趙博士教中國歷史，理論上我們兩人是可以終身不往還的。不過，我當時拿了研究生獎學金，留校協助我的論文導師羅忼烈老師教學，並且在羅老師的辦公室「掛單」，除了星期天，我幾乎每天都回中文系；趙博士也幾乎每天都在中文系，有這個「天時」配合，我們很快就認識了。
當時中文系在大學本部主樓三樓，系內有一條兩旁都是辦公室的長廊，長廊盡處是佔地數萬平方呎的「天台」，即二樓的屋頂平台，天台盡處就是著名的鐘樓。長廊內、天台上，總會碰見老師和同學，所以師生關係因「地利」而變得密切，趙博士和我們就常常在長廊和天台暢論古今。趙博士特別和師生合得來，因為他爽朗健談，跟他談話不愁沒話題，加上他聲音洪亮，說話動聽，令聽者感到開心，那就連「人和」都站在趙博士那邊了。初認識他時，我稱他為「Dr. Chiu」，他叫我做「何文匯」，後來熟絡了，我改稱他為「趙公」，他叫我做「文匯」，有時叫我做「文仔」，於是貴賤位矣。
在長廊和天台高談闊論的日子過得很快，一九七一年夏天，我終於呈交了碩士論文。待考過筆試和口試之後，我就會離開中文系，到英國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攻讀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羅忼烈老師預留了一個導修室作口試之用，並且約了校內考試委員何沛雄博士來提問。當天早上，羅老師和我先到，在導修室閒談，話題總離不開我要去英國一事。趙公剛好經過，一見到我們兩人閒談，喜歡熱鬧的他立刻走進來坐下，也問我要去英國的事。這時候，辦公室助理潘用財先生給我們各倒了一杯茶，趙公的興致更濃了。沒多久，何沛雄博士趕到，一張方桌於是坐滿了，潘先生又進來倒茶。那時趙公才恍然大悟，帶著歉意說：「原來你們要考口試，那我先走了。」羅老師立刻挽留他，說：「不打緊，很快考完，你留下吧。」趙公固辭，轉身就沿長廊向系辦事處走去。那些年，師生關係密切，研究生考試其實都很輕鬆。至於我的口試也著實考得快，羅老師不提問，何博士問了兩三道問題，話題一轉，又談到我負笈英倫的事了。那年秋天，何博士先和我在倫敦見了一次面，然後去牛津小住，期間我也去過牛津看望他。至於羅老師更常常寫信給我，勖勉有加，令我感動不已。
如今，羅忼烈教授、何沛雄教授和趙令揚教授都已作古。潘用財先生已經一百零二歲，但神清體健，步履輕快，謙謙一如往日。
任港大文學院院長時
一九七四年，我奉碩士論文校外考試委員周策縱教授之命，從倫敦遠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周老師戲稱為「陌地生」）校園教了兩年書。一九七六年回到香港後，中文系的教師我見得最多的是羅老師和趙公。趙公善交際，有些飯局會請我參加，所以我因趙公認識了不少新朋友。趙公有驚人的魄力，後來更兼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當時英國人在香港大學的勢力很大，趙公一方面要從英國人手中拿走一部分權力，另一方面又要尋求英國人的支持，如果沒有高明的交際手段和溝通技巧，就難以見到成效，而趙公能當上文學院院長，可見他確有融和各族群的本領。在主管中文系和文學院期間，趙公給中文系的教師相當多晉升機會。在他任內，接近十位中文系教師獲升等至教授。這是他的「自強」策略，因為中文系越多資深教師，勢力就越大，影響力就會更大。
趙公當文學院院長時，有一次我見他好像很疲倦似的，於是勸他多留意健康。他認真地說，我才會見到他的倦容，在外國人面前他會「死頂」，不論多疲倦，也絕對不會讓外國人看到。這就是趙公倔強的一面。就是這倔強的一面，使他成為文學院最強勢的華人教師。他對中文系的本科生，可謂做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對研究生，他能推心置腹，關懷備至，所以深受他們敬重。
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學院以及《明報月刊》在香港大學校園舉辦查良鏞學術基金文化講座，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晚假銅鑼灣世貿中心設歡迎宴，趙令揚教授作為查良鏞學術基金會創辦人致辭。（明報月刊資料室）
往日積勞，退休後腎病纏身
二○○一年，趙公卸下工作重擔，從港大退休。退休後，他往返於香港和悉尼之間，生活十分寫意。可惜往日積勞，到了二○一四年秋天，腎功能差不多消失了，每天要洗腎維持生命。二○一六年七月，我在港大的教職員俱樂部遇見他。他消瘦了，但精神還可以。因為當時趙公和我各自跟朋友在一起，所以沒談得太久，只道再相約飯聚。
那年九月，我開了一整天會，重開手機後聽到趙公的電話留言，叫我回他的電話。留言中，他好像氣力不逮，也好像很哀傷，我聽罷大驚，於是立刻回電，才發覺電話留言和電話對話給人的感覺可以很不同。電話中，趙公雖然聲量較弱，但說話清楚，而且話音較留言有生氣。他說，他和文學院前院長李鍔教授（我稱他為「鍔哥」）以及和我共事過的教育家張黃韻瑤博士都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的副會長。他們想請我做一個演講，希望我答應。於是在九月二十二日，趙公、鍔哥、張博士和我在陸羽茶室吃午飯和談細節。席上，趙公心情很好，侃侃而談。原來協會要舉辦一個「生命小領袖」培訓計劃，對象是小四至小六學生。啟動禮當日，想請我做一個演講。我答應了。但是十月八日早上我在科學園演講時，卻見不到趙公。會後，李教授、張博士和我在科學園吃午飯，談起趙公，原來為了本身的安全，趙公出入都要人陪著，當天只因為他不想給人添麻煩，所以寧願留在家中。
茶聚歡談時
中文學院副教授楊永安博士是趙公的高徒，楊博士夫婦一向都很關心趙公的起居。永安兄二○一六年退休後，時間比較靈活，侍奉趙公更無微不至。去年（二○一八年）八月八日，永安兄陪著趙公在陸羽茶室和我吃午飯。在茶室那個喧鬧環境中，趙公的聲音顯得頗為微弱，但腦筋依然極靈活。席上我說中文系舊生文灼非先生創辦了《灼見名家》網上雜誌之後，曾經和我做過幾個關於教育的訪問，讓我乘機整理一下我的教育理念。我說灼非兄又建議我寫幾篇懷念老師的文章，我於是選了四位老師，寫了四篇文章。趙公沒等我說完，就搶著說：「陳湛銓。」原來他要猜我寫的是哪四位老師，第一位一猜就中了，我讚嘆不已。他又說：「羅忼烈。」那就連次序都猜中了。我請他猜第三位，他毫不遲疑地說：「劉殿爵。」我已經難掩驚訝的表情。至於第四位，他問：「男還是女？」我說：「男。」他不假思索就說：「周策縱。」四位老師的次序就和我那四篇文章的次序一樣。趙公補充說：「如果是女的話，我就會猜賴寶勤。」我說賴寶勤教授的逸事已見於懷念劉殿爵教授一文之中。我還說，商務印書館已經把我談學習和憶名師的文章編印成書，下次見面我會送一本給他、一本給永安兄。我又對永安兄說：「趙公果然神通廣大，對我的師承瞭如指掌。」
飯後離開茶室時，趙公的神情變得肅穆。他對我說，李鍔教授患了喉癌，病況十分嚴重。
八月見過趙公後，一連串學術活動接踵而至，然後是聖誕、新年、農曆新年，應酬特別多；二○一九年的頭三個月又有緊急事務要處理，雖然心裏很想約見趙公，送他一本《談學習 憶名師》，但總是閒不下來。不料我還沒找他，他已經找我了。今年三月上旬一個早上，趙公來電，第一句就說：「李鍔走了。」我一時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做一個令他感到滿意的回應。我知道他和李鍔教授交情深厚，因為他們兩人任職香港大學時是與外國勢力抗衡的戰友。李教授大去，對趙公來說是難以彌補的損失。後來趙公的長公子趙子美博士告訴我，李教授逝世，父親一連幾天鬱鬱寡歡，食不知味，十分沮喪。我想這個打擊對趙公的病情可能有相當負面的影響。
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趙令揚教授（中）與白先勇教授（右）和《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左）言談甚歡。（明報月刊資料室）
最後一次見面
三月十九日我終於又見到趙公，那是此生最後一次了。事緣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學院以及《明報月刊》定於三月二十二日黃昏，在香港大學校園舉辦一個查良鏞學術基金文化講座，題為「從小說到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蛻變」，主角當然是金大班姚煒女士了。姚煒問我去不去聽講，我說當天沒法抽空。姚煒就說，基金三月十九日晚上在世界貿易中心設歡迎晚宴，叫我不如也出席。晚宴負責人是我的老朋友、《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她會代我通知潘先生。我當晚赴會，竟然見到趙公。因為當年查良鏞學術基金的設立，是趙公大力促成的，所以潘耀明先生請了他出席歡迎宴。趙公親切地握著我的手，但顯得頗為疲倦，連笑也好像沒氣力。我見到他就說，改天約楊永安和我們一起飯聚。趙公說：「楊永安夫婦去了旅行。」我於是說，待他回來後，我會找他。
話雖如此，接著那兩個多月，我卻忙得透不過氣來。最後，我還沒找永安兄，永安兄就先找我了。六月十九日凌晨，永安兄傳來短訊，寫道：「泣告：師傅於今早凌晨一時許於瑪麗醫院辭世。」一代史才，為學術、為世人作出巨大貢獻後，無憾地走了。他誠懇的處事態度、樂觀的性格、寬宏的氣量、風趣的談吐、洪亮的話音和笑聲，從此成為友生的集體回憶。
潘耀明先生跟楊永安博士和趙子美博士商量過後，約我寫一篇懷念趙令揚教授的文章，在《明報月刊》刊登。我於是整合五十年來對趙公的印象，敬撰此文。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二○一九年八月號）
何文匯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前教務長、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