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戰在抗日硝煙中的郁達夫

李遠榮

郁達夫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應當時的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來到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挺身而出,奮戰在抗日的硝煙中,以自己的一支筆,號召民眾抗戰。

郁達夫首先改革公報社的版物,如在《公餘》半月刊提倡抗戰文學,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在郁達夫家鄉富陽座立的郁達夫石雕像。

七月二十七日,郁達夫去上海迎接自日本回國抗戰的郭沫若。「八.一三」事變他剛好在上海,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寫了報告文學作品〈全面抗戰的線後〉,發表在《閩政公餘合刊》「戰地寫真」專欄。

回到福州後,他更積極地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有一次,他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飯,席上痛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他在登于山詣參觀戚繼光祠時,曾步岳武穆原韻,寫下一首憑弔抒懷的〈滿江紅〉:

三百年來,我華夏威風久歇。

有幾個,如公成就,豐功偉烈。

拔劍光寒倭寇膽,拔雲手指天心月。

到於今,遺餅紀征東,民懷切。

會稽恥,終當雪。

楚三戶,教秦滅。

願英靈,永保金甌無缺。

台畔班師酣醉石,亭邊思子悲啼血。

向長空灑淚酹千杯,蓬萊闕。

通過這首詞,他歌頌民族英雄戚繼光抗倭的「豐功偉烈」,激勵人們繼承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光榮傳統,奮起為祖國雪恥復仇,表達他對抗戰前途充滿著勝利的信心。

九月十八日,郁達夫在《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九.一八特刊》發表雜文寫道:「九.一八不戰而退,養成敵人之驕,促成我軍之憤。這次被迫而戰,證實敵人之怯,我軍之勇,以義軍而當驕師,勝負之數,不待蓍龜。」並提出只要「持久抗戰」,則「區區倭寇何難一鼓蕩平」。筆端飽蘸愛國熱情,讀來令人心潮洶湧澎湃。

十月,為配合全國抗日高潮的掀起,郁達夫和福州進步文化人士,組織「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他以最多票數當選協會理事,並被推舉為理事長。此後他在協會主編的《文救週刊》和《小民報》副刊《救亡文藝》,寫出不少抗戰政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號召民眾「加強團結,加強抵抗」、「準備抗戰到底之決心」。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郁達夫離開福州到武漢,應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之邀請,擔任第三廳的設計委員。到職之後,他積極參加各地的抗日宣傳活動。四月,正值魯南台兒莊會戰告捷,郁達夫就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一起,代表政治部去台兒莊勞軍,並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敵人的炮火,巡視山東、江蘇、河南一帶戰地防務,到五月初回武漢。六月底,郁達夫又去第三戰區所轄的浙東與皖南前線視察,七月初回武漢。在這期間,他寫過一些激勵人心的戰地報告,以及鼓勵抗日的評論文章。作為一個作家,郁達夫能在國家危急的時刻,奮不顧身地投入抗戰救國的實際工作,深受人們敬愛。他在武漢曾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常務理事,擔任協會研究部主任和會刊《抗戰文藝》編委。

郁達夫(右)與郭沫若(中)、斯諾(左)。

正當郁達夫奮力撰寫抗日的戰鬥檄文,致力於抗日救亡工作時,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三七年冬,他在家鄉的老母親,因日寇侵佔當場而被迫餓死在故里。噩耗傳來,郁達夫衰慟欲絕。他在寓所設靈堂致祭,於郁老太太的遺像兩旁手書對聯:「此仇必報」,「無母何依」,表達他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怒和悲痛交織的感情。

一九三八年九月,郁達夫接到福建省主席陳儀的電報,要他重回福州,共商抗日大計,他便毫不猶豫地奔赴抗日戰爭的最前線。

到福州不久,又獲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邀請他去海外宣傳抗日救亡,郁達夫毅然決定去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郁達夫偕夫人王映霞以及兒子郁飛三人乘郵輪抵達新加坡。《星洲日報》用醒目的大標題報道:「為努力宣傳抗戰,郁達夫將入本報工作」,並刊出他們三人的照片。

郁達夫在新加坡三年多, 主編《星洲日報.晨星》等三個文藝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報》主筆,寫了許多抗日救國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戰兩年來的軍事〉、〈抗戰兩年來敵我之經濟與政治〉、〈抗戰兩週年敵我的文化演變〉、〈今後的世界戰局〉等,以「敵我之間」為題的致新居格氏的信,尤為膾炙人口。

郁達夫此時儘管遠在新加坡從事救亡宣傳工作,但是他的一顆愛國忠心,無時不與國內抗戰文藝隊伍息息相關。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常務理事的郁達夫,始終關注著「文協」的動態。他在《晨星》副刊上,除經常報道「文協」的活動消息外,當「文協」經費發生困難時,即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晨星》投稿者,將稿費捐出。重慶被炸後,郁達夫三次匯款到重慶,給「文協」作為活動經費。郁達夫這些帶動南僑支援抗日的愛國義舉,鼓舞了國內從事抗敵宣傳活動的朋友。國內文藝界的戰友,也深切懷念遠在海外孤單奮戰的郁達夫,不斷通過書信來勉勵和支持他的工作。

郁達夫手跡。

一九四一年年底,陳嘉庚組織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郁達夫被選為執行委員,兼任該會文藝股主任。此外,他還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初,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的主席。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日軍攻陷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新加坡岌岌可危。當時,「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主席陳嘉庚曾向英國駐新加坡總督湯麥斯交涉,要求當局負責全體「抗委會」人員的最後安全撤退,結果遭到了拒絕。經大家商議,認為當局既然如此不肯負責,再留守在新加坡,必定要作無謂的犧牲,決定自行設法,分批撤退。

二月四日清晨,郁達夫與一眾文化人乘一隻由小舢舨改裝的小電船離開新加坡。輾轉來到印尼的巴爺公務,並化名趙廉。在一次偶然中,被日軍發現他通曉日語,因而強迫他到日本憲兵部充任通譯。但在擔任通譯時,他常利用各種機會,來掩護和支持華僑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全世界宣告了無條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不幸的是,八月二十九日晚上,郁達夫卻被殘留在印尼的日本憲兵殺害,終年五十歲。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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