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銘基
韓愈不會想到，短短的六個字，到了二Ο二Ο年會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師說〉裏，韓愈要傳的當然是儒家的大道，授業乃是傳授學問知識，解惑旨在解決學子所遭遇之疑惑。有些道理隨著時代而改變，有些則是恒常不易的，傳道、授業、解惑肯定屬於後者。
因應疫情關係，香港中文大學需推行網上授課。（資料圖片）
二Ο二Ο年九月的新學期，有一點跟過去的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我們或許稱之為「新常態」。「常態」是Normal，「新常態」是New Normal，其實「常態」更多的時候用來和「變態」（Abnormal）作對比，當「變態」習以為常後，它便會成為了「新常態」。二Ο二Ο年九月的新學期，實在有點與別不同。我們時常說，香港的土地供應緊張，四處都是人。可是，在九月份開學以後，如果還想尋找一片淨土的話，大學校園肯定是不二之選。當然，網上授課並不是新鮮事，自二月份開始，老師們已經習慣了當「網紅」。令人感慨的是學生已經習慣了不用出門，但求安坐家中而知天下事。
還是宋人謝枋得《文章軌範》說得好：「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章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老師要傳些甚麼大道，看來似乎有點沉重。傳統而言有所謂儒家的道統，蘇東坡更是稱譽韓愈能夠「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以道來救助已告沉溺的人，儒家的道何其偉大！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老師，沒有這種可能。在一所大學裏，傳道像是發揚校訓，授業仍是學科知識的傳授，解惑是幫助學生解決形形色色的問題。
校訓是一種人有我有的東西，所有學生都知道自己學校的校訓，只是知道歸知道，是否真的貫徹執行，實在是不得而知。即以敝校為例，大學加上九所成員書院，校訓院訓一大堆，「博文約禮」、「止於至善」、「明德新民」、「誠明」、「修德講學」、「博學、進德、濟民」、「文行忠信」、「修己澤人，儲才濟世」、「博學篤行」、「知仁忠和」等絕大部分典出儒家經典，孔老夫子看了，自必以為其道不孤，得遇知音，後繼有人。儒家道理從來都是知易行難，校訓院訓朗朗上口，高聲疾呼，也不見得大道已經得傳。傳道要成功，肯定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以「博文約禮」為例，潘重規先生《論語今注》以為「博文」是「博覽載籍，嫺習典制」，「約禮」是「用禮節來約束他自己的行為」。潘先生的解說，簡單明白，「博文」成功與否，測驗考試可知一二；「約禮」二字，不單是遙不可及，是不是學校的重要目標，亦尚未可知。
「授業」是相對簡單的一環。網上教學有一個好處，按下「分享畫面」鍵，學生上課所關注的瞬間從老師遷移至PPT（簡報），何其舒壓，人生一樂！曾經問學生，喜歡面授教學，還是喜歡網課，我以為人文學科的學生都應該珍視人與人的接觸，答案肯定是面授。可是，現實殘酷的告訴我，莘莘學子比較關心的課堂筆記是否能夠悉數記下，課堂是否可以錄影以作回味，人的交流與否並無他們首要的考慮。疫情下的課堂，並不簡單，學生們可能聽了太多的「歷盡艱辛」，能上網課，汲取知識，已經成為了宅家的美事。讀書求學問，老師「授業」看似簡單，其實幸福也不必然。女兒去年讀小學四年級，原本每年要考試三次，結果全部取消，彷彿成為人生空白的一年。因此，能夠上網課的，那怕是坐這山望那山毫不專心的人，習以為常之餘又心懷感恩。其實，大學的一個科目，就算已經完成了整整的一個學期，也不過是從門縫略見堂奧，如果沒有多作引伸與思考，作用終究不太大。因此，學問知識的傳播，說實在上網課也不會有太大差異。
秋天將盡，冬天將至，在這個不一樣的冬天，韓愈大概也難以為學生「解惑」。疫情反覆，罩不離口，當中學和小學都相繼回復面授課堂以後，只有大學生仍然安坐家中，收看任課老師在屏幕裏的表演。隔著屏幕，即使傳來如何親切的問候，跡近造作，隔閡難除。在疫情之初，剛開始網課，大家都有點興奮莫名，自我感覺走上了時代科技的尖端。誠然，如果沒有網課，老師們的生計只能存疑，心懷感恩之餘，卻又思考網課真有這麼的好，真的可以是面授課堂的完美替代嗎？有時候，世事紛擾，我們都忘記了最基本、最原始的東西，沒有了這些東西，事情便會有質量上的變化。人與人的溝通，老師要幫助學生解決種種的疑惑，這是網課所不能取代的。
中大在「新常態」之下，師生都逐漸習慣了網課。（資料圖片）
難道網課時，學生就不可以打開咪高峰高聲提問？或者利用聊天室輸入問題嗎？當然可以，如果這些都是學術的問題。「傳道」、「授業」、「解惑」是一千二百二十多年前韓愈對為人師表者的責任的解說，「解惑」到了今天的網絡時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年來，因為涉足學生的輔導工作，許多時候面對著學生們形形色色的難題，而這些都不是學術的問題。老師要為學生「解惑」，恒常不易，可是在屏幕前又該當如何解惑呢？在情緒上受到困擾，如果能夠找人傾訴，說得上是鼓起勇氣，並不簡單。如果只是分享喜悅，面談與網聊也無別，但當意志消沉，情緒低落，面見的了解與安慰實在至為基本。人與人的接觸，是網課永遠所不能取代的。
在「新常態」之下，師生都逐漸習慣了網課。其實，無論甚麼事情，即使起初有萬二分的不願意，人類便是有一種將不合理的事情習以為常的能力。第一次上網課是二Ο二Ο年上半年的事情，當時學生都表示希望疫情盡快結束，可以回復面授。第二次是秋冬之際的現在，似乎同學們都有很好的適應能力，網課已經成為日常，回校的動力已不復見。這個時候，學校又傳來詢問二Ο二一年上半年授課形式的電郵，以學生為本，我自是不敢胡作非為。虛懷若谷，向這個學期的學生查詢，權作意見調查，結果超過一半表示希望繼續網課。從善如流，不論好壞，在疫症的威脅下，大家只能作出遠離面對面交流的抉擇。疫情何時結束，無人知曉，大學四年，如果只能活在網課的陰霾下，不免若有所失，空餘遺恨！
網課不止是香港的產物。因為疫情，世界各地的學校先是停課，後來改為網上教學，「停課不停學」是網絡時代的口號。科技如何進步，暫時似乎仍沒有辦法解決人類在情緒上的困擾，面對面的傾談對於有需要的學子而言，依然是無法取代的。我們時常說，身教比言教更為重要，老師的以身作則可能較諸書本裏千頭萬緒的知識更值得青年人學習。究竟如何利用網課身教呢？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教育事業的一大難題。學校是學習與人相處的地方，小學、中學、大學都一樣水。宅家網課，看見的只有老師的芳容，以及佔著畫面主導的簡報（PPT）。如果老師和PPT有主從之別，從前是主角的老師，在網課裏肯定已經易角了。除下主角光環並不難受，可惜的是，一個不能做到「解惑」的老師，感覺上總是辜負了韓愈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囑咐。
疫情反覆，無力亦無奈。如果經典是可以經得起考驗的，那麼，「傳道」、「授業」、「解惑」或許都會隨著時代發展而有適時的變化！
潘銘基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伍宜孫書院輔導長；並任越秀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特聘教授、大禹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以及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理事等。學術興趣在儒家文獻、漢唐經學、歷代避諱、域外漢籍、唐宋類書等。在校任教《論語》、《孟子》、《漢書》、《禮記》等科目。著有《孔子的生活智慧》、《賈誼新書論稿》、《孟子的人生智慧》、《顏師古經史注釋論叢》、《賈誼及其新書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