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凱韻
何紫的作品，伴隨一代又一代的兒童和少年成長。
《40兒童小說集》、《兒童小說又集》……何紫的作品，伴隨不少這一代的父母成長。何紫生於澳門，在香港成長，作品中有他自傳式的故事，講述戰後四十年代的香港，更多文章的創作背景是七十年代中。讀他的作品，除了看到有關友情和親情的溫馨小故事，亦是從兒童的角度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是一頁頁香港歷史故事。正如著名作家小思給《少年的我》寫的序說：「史籍，有時難免枯燥……通過人的生活細節，用輕鬆的文筆紀錄下來的小傳，有意無意間反映出來的歷史面貌，就很容易吸收消化。」
阿媚的爸爸沒有發薪……
記得阿媚剛升上中學的時候，爸爸說過：「阿媚，你用功讀書吧，我只要還有能力，一定讓你唸完中學的。」但才過了半年……
回到家，媽媽就拉她坐在一旁，說：「……我也打算學趙大叔那樣，到鬧市去開個小攤檔……你也就停學了吧，跟我一起上街做小販去。」（〈小小販〉，《偏心》）
故事主角多家境窮困
香港在一九七八年才開始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何紫筆下不少兒童主角因為父母失業，或是弟妹太多，或是因物價漲得太高太快，他們未完成中三，甚至是小學課程便輟學投身社會，有的如上文〈小小販〉般到街上擺賣，有的則到工廠去當童工或學徒。
家境窮困令幼童未能完成學業，物資也沒有現在豐富，例如不是每家每戶都有電視機，小孩子要看電視，就要到鄰居家中，或是到有電視的店舖門外去看；父母早出晚歸工作餬口，年長的姐姐就身兼母職照顧年幼弟妹，下班或放學回來就要做飯、幫弟妹溫習功課；當年小學仍是半日制，小學生放學後會到公園或街上蹓躂，跟同齡的朋友聯群結黨，四處遊玩，跟今天一孩童一家傭照顧，或是放學後忙於補習上興趣班的繁忙兒童，是兩個世界。這些點滴已不是現今小孩爸媽一代的故事，而是祖父祖母成長的香港。不過何紫的作品，仍然每隔幾年就出新版，圖書館中的圖書仍長期被借出，繼續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何紫一九三八年出生，到戰後八歲多才入讀灣仔敦梅學校一年級，成為超齡小學生。成績表所見，當時何紫的成績不太好，一年級全班四十五人中考第四十四，操行也是丙級。
作品為兒童發聲
何紫的女兒何紫薇（Carmen）不時會拿爸爸的作品讀給十一歲的女兒聽，作為睡前故事。雖然時代已變，但女兒仍然很感興趣，「就好像我們看歷史，當然跟現在不一樣，但也是一個認識，認識那個年代的香港……（我告訴她）媽媽的童年就是這樣，跟你的童年不一樣，那時的社會窮困些、艱苦些。她覺得有趣，聽了一篇後，就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何紫（右一）育有兩子一女，日常生活非常忙碌，但假日則會一家人去看電影或外出吃飯。
何紫薇又說，兒童文學作品有一些價值觀，是千古不變的，如人的素質，需要互相尊重、愛護弱小，「他的故事除了說教，也是為兒童發聲，令他們有共鳴」，她舉例，有次跟女兒讀〈有鎖的日記〉，說到小主角被父母誤解不懂申辯，寫了在日記本子中，後來被母親偷偷看了，讀時觀察到女兒有反應，知道文章說到了她心坎中，「故事會道出小朋友的心聲，比如他們受委屈、被誤會，但最後都會引導到正面，有諒解、有和解……小朋友看了後就受到啟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誤解，是可以透過溝通和互相尊重去化解的」。
何紫女兒：爸爸離世後才細讀其作
何紫是兒童文學大師，創作的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是以十一二歲的孩子作為對象，他曾經以書名《給女兒的信》著書，收錄了一封封給年輕人的鼓勵信件，但偏偏女兒是在父親過身後，才第一次閱讀爸爸的作品，那時她已經二十多歲。
何紫薇說少年時期未有看爸爸的作品，反而爸爸癌病離世後才開始讀，愈讀就愈覺得應將文化傳承下去。
「他在生的年代，我連跟他傾偈的時間都沒有。」何紫的女兒何紫薇坦白道。何紫年輕時當過三年教師，然後到《兒童報》工作，一九八一年創立山邊社出版兒童讀物後，他既要編輯圖書，又會應邀到不同場合演講，推廣兒童閱讀。Carmen回憶道，爸爸工作非常忙碌，晚飯過後又會埋首寫作，一晚只睡兩三小時，兩父女傾談時間不多，更加不會談到他的寫作。筆者問Carmen爸爸創作的中心思想，她就努力重讀爸爸的作品和前言後記，以圖從中找出答案。
辦導賞展覽傳承文化
何紫的專題展覽早前在西營盤餘樂里一幢舊唐樓舉辦，以地圖講述何紫在中西區的足迹，同時展出了何紫的手稿和照片，文物後階段移師到香港文學生活館展出。
何紫育有兩子一女，兩個兒子已經移居外地，其中小兒子娶了外國人，幾個外孫都不懂中文。只有女兒Carmen特別在意爸爸的作品，這些年來都在推動，早前就聯同香港文學館舉辦何紫的專題展覽活動，帶參加者到中西區爸爸成長的地方導賞和朗讀文章，肩負起文化傳承的責任。
（圖片提供：黃志東、受訪者提供。本文轉載自二○一七年三月七日 《明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