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榮
一九八八年春，我去深圳拜訪王映霞女士，其中探討郁達夫興建「風雨茅廬」的問題，王映女士十分詳盡地告訴我這座房子的籌建過程。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郁達夫和王映霞夫婦舉家從上海移居杭州，原因有二：一是經濟問題。因郁達夫靠稿費為生，上海大城市消費大，入不敷出，而杭州的生活費用只需上海的一半；二是杭州乃王映霞的出生地，環境優雅，人面較熟，因而作出此決定。
風雨茅廬。（資料圖片）
當時是租住杭州大學路六十三號，位於浙江圖書館側面。
住了兩年，郁達夫總感覺租人家的房子住，總是不好，如果有自己的家，心理會踏實一些，便有了安家置業的計畫。
恰好，他們住房的鄰居，有一塊菜園，菜園中間有一座落地的木涼亭，以及一間破舊不堪的房屋。幾年來，只有一位老管家守著。王映霞盤算著，如果買下這塊地來建房子，也是不錯的。
有一天，王映霞在友人孫百剛先生的寓所，遇見一位姓沈的朋友，他於七、八年前曾追求過王映霞，因祖父反對而不果，但兩人仍是朋友，閒談中才知道沈先生正在負責整理浙江省救濟醫院的院產，而上述荒地可能是院產之一，他十分熱心地答應回去了解情況。
約半個多月，沈先生又來找郁達夫夫婦，證實這塊地皮確是救濟醫院院產，該院打算用此地與人交換三十畝山地。
沈先生幫人幫到底，代他們買了玉皇山背後三十畝山地，價錢一千七百元，作為交換，郁達夫夫婦當面付清轉移產權的手續。
郁達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裏記上此事：
「午後，鄰地之屋主搬走，將門鎖上，從今後又多了一累。總算一塊地了。」
不久，郁達夫請了朋友兼建築包工的郭某來計畫一下，他說：「如果光造四間平房的話，則所費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應付了。」
定下來後，房子於一九三五年底動工，一九三六年春完工，總造價一萬六千元。
郁達夫幾乎付出全部存款，不足之處由郁的一位丁姓女門生補足。
這位丁姓女學生其父丁夢星是浙江富陽富商。她約三十歲，是離婚婦人，住在娘家，因慕郁達夫之名而拜他為師，見老師有困難，便鼎立相助，補了尾數數千元。
郁達夫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寫的〈記風雨茅廬〉一文中，曾把新居的名字解釋為「避風雨的茅廬」，一塊橫額，是郁達夫錄「馬君武先生這次來杭州之便，硬要他他用得了痛風症的右手」寫的。馬君武（一八八○－一九四○）曾因翻譯拜倫的〈哀希臘〉而聞名，人稱馬君武博士。
「風雨茅廬」佔地一畝一分四厘。
郁達夫在〈記風雨茅廬〉中所描述的，「有點像是外國鄉鎮裏的平民住宅的樣子。」可是並不富麗堂皇。本來他還想在東南再建一小樓，取名「夕陽樓」，後來沒建成。
一九八一年十月魯迅百歲誕辰紀念時，有幾位學者還到過「風雨茅廬」的舊址，見到西面牆角，有一塊介面，寫著「王旭界」三個字，是郁達夫所寫，王旭是王映霞的本名。
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西湖》雜誌上有一篇文章，是他的小舅子徐浦星先生寫的，題為〈郁達夫的杭州故居－－「風雨茅廬」〉，他說：「我童年時期曾有幸在『風雨茅廬』中度過。因我姐夫通過王映霞（王旭）的兄弟金右譚，買下了這座房子。」那時，郁達夫已在印尼被害，「風雨茅廬」也已在風雨飄搖中破舊不堪了。「我姐是個讀書人，認為這屋雖舊，但環境幽雅，有利於父母度過晚年，且離浙江大學很近，弟妹們可以受到這座學府的影響和薰陶。於是買了「風雨茅廬」後，經過修整，住了下來。」
一九四九年，「風雨茅廬」收為國有，做了派出所。
李遠榮簡介：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四一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一九五一年回到祖國，一九五九年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一九六四年畢業分配回家鄉當中學語文教師，一九七三年到香港定居。出版專著《名人往事漫憶》、《文海過帆》、《博采珍聞》、《李光前傳》、《翰墨情緣》、《郁達夫研究》、《李遠榮評論集》等二十多部。散文《海峽兩岸一家親》榮獲一九九一年《人民日報（海外版）》舉辦的「共愛中華」徵文比賽優秀獎；散文詩《承諾》榮獲一九九八年中國散文詩徵文比賽優秀獎；散文《名人與我》入選《香港當代文學精品》（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李光前傳》名列一九九八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十大暢銷書。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兼任香港文聯常務副主席、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常務副會長、香港作家聯會秘書長等職，被聘為暨南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華文文學發展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