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剛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金庸先生一家。（作者提供圖片）
前言：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金庸先生因病於香港養和醫院逝世，終年九十四歲。而另一位新派武俠小說開拓者梁羽生先生，則早於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已在悉尼去世，終年八十五歲。本文談及與他們兩人相關的一些陳年舊事，僅以表達對大師的緬懷。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新晚報》開始連載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的《龍虎鬥京華》，作者署名「梁羽生」。之後，武俠小說大受歡迎，梁羽生更被多報索稿，竟一時分身乏術。怎麼辦？同為《大公報》和《新晚報》的領導人羅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薦他的《新晚報》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與梁有同好，早就見獵心喜，躍躍欲試。一九五五年某天，羅孚便找上金庸。結果，《龍虎鬥京華》問世一年半之後，金庸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也發表了，而且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讀者。兩人以雙劍合璧之姿，壯大了武俠小說的聲勢，奠定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
新派武俠小說誕生十二年後，中國內地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不斷惡化的必然結果，或稱為其總爆發。香港也受到影響。當時，金庸已經脫離了香港左派的新聞和電影的陣營，辦自己的《明報》，而且和左派報紙在「核子」和「褲子」的問題上打過筆戰，彼此儼如敵國，一般不相來往。此時羅孚他們在香港辦了一個他稱之為「形右實左」的文藝月刊《海光文藝》。由於「形右」，形式上不屬於左派，還能刊登一些金庸寫的或寫金庸的文章。特別是，為了適應讀者口味，這時羅孚又想在武俠小說上打主意。他想何不以合論兩位最著名的武俠小說作者為《海光文藝》打響第一炮。作者找誰呢？他很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請，只提一個條件，要羅孚冒認是作者。這就是《海光文藝》從創刊號開始連載了三期的那篇兩萬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論〉。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梁羽生博士追思會在悉尼舉行。本文作者何與懷博士代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在追思會上作了悼念講話，會後在梁大師遺像前留念。（作者提供圖片）
此文第一部分有一個經典的兩人比較：
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
以此生發開去，梁羽生分析了「金梁」（梁不稱「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優缺點，如金庸小說情節變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則在文史詩詞上顯功夫。這裏面沒有對金庸的故意貶抑，更沒有對自己的不實的吹噓。此後幾十年，每當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說金庸比他寫得好。他只是「佔點便宜」——比金庸寫得早。他覺得，他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但寫邪派怎麼樣寫，都比不上金庸那麼精彩。如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張召重，寫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一句話：「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這就是這位上接《兒女英雄傳》和民國舊式武俠小說、開創新派武俠文學被譽為「鼻祖」的他，這樣實事求是當然也是非常謙遜地評價自己在武俠小說界的地位。
梁羽生接受寫作〈合論〉這種難度很高的任務並以非常認真嚴肅的態度進行，充分表現出他的憨厚。由於本身是評論對象並要和另一個對象作比較，秉持公正實屬不易；更為難得的是，梁不在乎金庸當時在左派眼裏已成敵對的右派，認為不能因此影響學術討論，居然無視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險惡，後來果然受到不止一個領導的嚴厲批評，有人甚至警告他這樣稱讚金庸，當心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羅孚本來希望金庸也來個長篇大論回應（〈合論〉署名「佟碩之」，便是取「同說之」的意思），他卻婉轉拒絕了，只寫了一篇兩千字左右的〈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但文章雖短，卻有如四兩撥千斤，絕不可等閒視之。金庸在文章中謙稱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人」，把寫武俠小說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複以娛人，不像梁羽生那樣是嚴肅的「文藝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並論」。他不無諷意地說：
要古代的英雄俠女、才子佳人來配合當前形勢、來喊今日的口號，那不是太委屈了他們麼？
金庸是現實中的大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為，既能寫武俠小說，又能編劇，更能成功辦報，縱橫政壇，文政商三大江湖應付自如。最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他敢在文革中公開對抗囂張一時的共產黨當權者，因而獲得台灣好感，於一九七三年春應邀訪台與蔣經國進行深談（蔣介石當時病重沒能見他）；又能在文革後不久（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獲得共產黨最高權威鄧小平的隆重接見和熱情稱讚。而梁羽生，恐怕做夢也沒有這種膽量這種欲望。有人說，梁羽生是真心好俠，以說劍的膽色豪氣來彌補文士身上本質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俠，卻是他的一種政治理想的隱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寫了武俠小說，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讓金庸技癢，很難說金庸是否會主動來幹這一行。
梁羽生也說，金庸和他雖然早年有些經歷相似，但兩人性格不一樣。金庸是振奮，知難而進，他呢能守住就不錯了，不為天下先，政治壓力受不了，大概是個中庸之人。的確，梁羽生乃是本質的名士風度的中國傳統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隨遇而安，天真率性，缺乏防人之心。當年，金庸寫武俠小說正卓然成家，卻又毅然赫然走去辦報，即使幾十年後，還不時發表政論，指點江山；而梁羽生始終依然故我，普普通通，當年在《大公報》作編輯、撰述員，後來專寫武俠小說，都是一直埋首筆耕。移居澳洲後，更遠離名利場，對俗世聲名更為看淡，晚年沒有諸多榮譽頭銜，就像他喜歡的柳永那首詞所言：「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只追求心靈清淨，寄情山水之間琴棋書畫之中，補讀平生未讀書。
梁羽生有一次這樣說道：
他（金庸）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為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當年青島市市長請弘一法師（李叔同）赴宴，應邀的有社會各界名流。弘一法師沒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國士筵中甚不宜。
「性格即命運」，這句發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是作家成功塑造人物的不二法門，當然也應合作家自身。金庸生前曾表示，人生就是大鬧一場，然後，悄然離去。梁羽生絕對不敢「大鬧一場」。不過他去世時，金庸發來挽聯，自稱「同年弟」、「自愧不如者」，敬挽道：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
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
金庸還有一個遺願：「我希望我死後一百年、二百年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說。」我相信這對他，以及梁羽生，都絕對不是問題。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於悉尼
何與懷簡介 ：一九四一年出生，廣州市人。早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曾任教於廣州外國語學院（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博士。現定居澳大利亞悉尼。除一般寫作外，主要研究興趣是當代中國問題和華文文學。著作多種多樣，各種文章散見世界各地刊物、報紙和網站。現為澳大利亞悉尼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澳華悉尼雨軒詩社榮譽顧問、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評審、悉尼詩詞協會顧問、澳大利亞南瀛出版基金顧問、澳洲酒井園詩社顧問、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學術顧問、《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主編、《澳華文學網》榮譽總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二〇二一年榮獲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