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澤民
中國旅匈作家、匈牙利語翻譯家
去年十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我作為他的老友和中文版的主要譯者也幸運地被國內讀者所關注，關於我與他的相識相知，我已經在不同場合講過不少，但對於《茹茲的陷阱》——這篇我視之為自己文學翻譯之路的重要節點的處女譯，我還沒有仔細地聊過。
譯者余澤民站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照片前。（作者提供）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在塞格德的朋友家與拉斯洛相遇，當時我二十八歲，他三十九歲。當時他對中國古典文化十分癡迷，對中國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因此愛屋及烏，對我這個來匈牙利闖蕩的中國青年也產生了一見如故的親情，並與我建立了持久友情。一九九八年五月，我作為他的朋友、助手和翻譯，陪他到中國沿著李白的蹤跡走了許多城市，一個月的朝夕相處和沿路錄下的十四盤採訪錄音，對我這個文青來說，是一次影響至深的文學課，讓我對他的寫作產生了興趣。回到布達佩斯，巧的不能再巧，我的房東是位出版人，有一天我幫他將剛從印廠運回來的新書搬進倉庫，作為對我「苦力」的犒勞，他順手拿了一本油墨味還很重的新書遞給我，並說：「你留一本，是朋友寫的」，我這才注意到那黑色的封面：一個帶翅膀的光影，是新版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短篇小說集《仁慈的關係》（Kegyelmi Viszonyok ），該書首版於一九八六年。
簡直是天意。要知道，當時我的匈語閱讀能力並不好，唯讀些簡單的報刊文章，文學書唯讀英文版的，但由於那趟中國之行，我的好奇心被激發了，拿到書後，我隨機翻到一篇乍看上去似乎「容易點的」，至少章節標題很容易：A→B，B→C，C→D……就這樣，我一腔興奮、硬著頭皮、翻著字典開始閱讀，可開篇的長句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那句子實在太長了，即使我把每個詞都查得清楚了，但還是花了半天的時間——像玩幾百塊組成的拼圖遊戲——才把這個複雜的句子弄明白意思，組裝起來，潤色通順，反覆讀過不下百遍。然而這個下馬威並沒有將我嚇住，反而讓我越戰越勇，當然也多虧了我那段時間失業在家，無所事事，最終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將這篇中文不到一萬字的小說翻譯了出來，烏拉！翻譯完最後一句「在她斜視的眼睛裏爍著撒旦的幸災樂禍的光亮」，我屏息了很久，皺著眉頭回味，真被這篇小說震撼住了。在那之前，我在同齡人中肯定不算讀書少的，但這樣的文字還從未讀過，或者說讀過類似的，比如卡夫卡，但與卡夫卡公文般簡潔的文字相比，拉斯洛的長句如流淌的熔岩，像神秘的迷宮，令人感到沉入深水的窒息。
這篇小說通過三個男人——均以第一人稱——的獨白，講了一串雖不驚險、卻扣人心弦的連環跟蹤與偷窺。作者用貌似無聊的日常小事，刻畫出人類在當下社會中的困窘與焦慮，表現出當代人孤獨、陌生、好奇、惶惑的心態本質，人們既對世界懷有好奇，又擔心習慣了的日子會有所改變，既希望與他人建立聯繫，又擔心喪失掉自己用長期孤獨換來的安全感，於是，人們選擇了自我保護過度的隱藏方式，選擇了既安全又能滿足欲望的暗中盯窺，就像粉絲們追星，追網紅，磕CP，看真人秀，隱藏面孔地在網上人肉，網暴，或像兩戶同住塔樓同層的對門鄰居，即便整日扒在「窺視孔」彼此窺察，也不會在樓道裏擦肩而過時主動打一個招呼，這是一種猥瑣的、病態的脆弱關係，一種虛設的、單向的不真實關係。這篇小說雖然寫於八十年代，但作者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使他預見到今日世界人與人之間既需要關聯、又難以建立信任的淡漠與隔絕。
如果講小說放到歷史和地域的放大鏡下看，這部作品精妙反映出經過社會動盪、體制轉軌後東歐人的精神狀態，既興奮又失落，既幻想又懷疑，既謹慎前行又躑躅回忘，雖然躺在歐洲大陸的版塊上，卻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精神放逐。從某種角度講，「東歐人」是「非歐洲人」的軟性同義語，這種——尤其是在意識形態上的——與歐洲母體的長久割裂，已使他們習慣將皮膚上的疤痕當成胎記，將體內的疝氣當成臟器……因此，偶然的清醒給他們帶來的並不是釋然，而是懷疑：惶惑多餘決斷，懷疑多餘信心，他們不但懷疑剛剛抬腳留下的足印，甚至懷疑曾經千遍萬遍堅信過的東西。懷疑，憂鬱，觀察，驗證，成了當代東歐人、特別是東歐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懷疑不僅給了他們用來反思的理智，也給他們造成自省的困惑。如果說米蘭．昆德拉的作品表現了「群體東歐人」直面人生的勇氣和良知以及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精神的話，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描寫的則是「個體東歐人」獨特的心理世界，他們屈從下的懷疑、懷疑後的觀察以及觀察中的希冀。他筆下的人，像是魚缸裏的魚，雖然囚在同一個有限的空間裏，但不會在遊動中彼此觸碰，觀察是他們關係的紐帶，這種觀察是竊睨、無聲、不露聲色的，正是這種忘我的、以否定自身為形式的對他人存在的觀察，使他們印證到自己的存在。小說中的「跟蹤與被跟蹤」，象徵性地描寫了在當時封閉、專制、壓抑的東歐社會中「觀察與被觀察者」的依存關係，在萬馬齊喑的年代，正是這種懷疑的觀察和猥褻的興奮成為人們「還可以活下去」的心理動力，如同絕望中的風景，悲哀中的慶幸。
翻譯《茹茲的陷阱》，對我來說意義尤其重大，因為它是我的處女譯，甚至是第一次用匈語讀小說。正是那次笨拙的努力，讓我從那之後翻譯成癮，在接下來的兩年多裏，我翻譯了不同國家十幾位作家的三十多個短篇，主要通過匈語，但我並不曾做過翻譯夢，只是為了自學匈語，同時開始寫小說。感謝命運的安排，二○○二年，凱爾泰斯．伊姆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戲劇性地獲得了翻譯他作品的機會，並在兩年內翻譯了四本書，之後我的翻譯生涯就開了掛，至今已經翻譯了約三十部作品，成為許多匈牙利作家的「中國聲音」。
從二○○六年一月份開始，經周曉楓介紹，魏心宏老師委託我在《小說界》開了一個「外國新小說家」專欄，我一做就是十年，譯介了幾十位歐美作家，第一期我推出的就是拉斯洛的《茹茲的陷阱》，那也是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亮相。幾個月後我又翻譯了他的另一個短篇〈奔跑如斯〉；十年後我翻譯了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隨後是《反抗的憂鬱》和《仁慈的關係》，後者是我與康一人合譯，收入了我的這篇處女譯；去年我的新譯《溫克海姆男爵返鄉》剛已出版，正踩中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間點。在我們相識的三十多年裏，隨著我們友情的加深和翻譯的積累，我對他作品內涵和風格的理解也愈加深入。在一次題為「發瘋在天堂」的文學講演裏，拉斯洛自己曾這樣闡述：「對於現代歐洲人來說，尋求完美的欲望是如此狂烈，如此令人難以忍受、難以遏制，恰恰如同他們對一切完美事物的懷疑。」因此，他們只能「孤獨地、遠離上帝站在宇宙的中央。」
在我的文學生涯中，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和凱爾泰斯是我的兩位貴人，若沒有他倆，我恐怕至今還在無目的地漂泊。他倆屬於兩代人，生活閱歷和創作主題雖然不同，但精神上有著共通之處，都是自覺接受精神放逐的「遠離上帝者」，用超乎常人的敏銳與執著從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自身尋找上帝視角。在《茹茲的陷阱》裏，我們通過一雙幾乎不帶感情色彩、俯瞰眾生的眼睛看到我們自己，甚至看到作為撒旦化身的茹茲大嬸出場，她很得意，因為我們都踏著她譜寫的探戈曲在陷阱中跳舞，通過文學，我們既是滑稽忙碌的蟻群，也是饒有興味的觀蟻者，帶著淡漠的憐憫。
世界日趨開放，精神日趨封閉。大資料和自媒體，讓個體變得裸露無助。這是現代人的悲劇：除非作為偷窺者，否則無法介入他人的生活。偷窺，是將自己置於安全的地方而讓他人暴露，進而獲得某種控制的快感。當然，人們之所以選擇偷窺解決好奇引發的焦慮，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心，拉斯洛作品的現代性正在於此。在瞬息萬變、充滿虛妄的資訊社會，安全感是人們應對生存的心理內核。面對欺騙、算計、背叛和愛滋的威脅，人們寧可用意淫代替性愛。拉斯洛描寫的，既是喪失了庇護、在人群中驚慌失措裸奔的人，也是衣冠楚楚、不露聲色地為窺視他人裸體而興奮的人。拉斯洛是一位嚴肅作家，準確地講是藝術家，既重內涵，又求文字，執著於創作，不在乎流行，他不屑使用「二手文字」，而是近乎偏執地用自己的長句搭建城堡，將母語的特點發揮到極致，極大增加了閱讀難度，難怪有匈牙利同行評論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筆是一支「語法魔笛」，即使對許多匈牙利人來說，讀他的書也是挑戰，更不要說翻譯他的書了。
卡夫卡說：「在身心完全健康地方，不會存在精神生活。」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承繼了卡夫卡的語言遊戲和思考邏輯，娓娓講述一個又個令人深思、驚詫、甚至毛骨悚然的人類寓言。跟卡夫卡一樣，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也生活在動盪時代，前者親歷了二十世紀初的奧匈帝國衰亡，後者則是二十世紀末的東歐劇變，特別是在二○一六年問世、作為《撒旦探戈》續篇的《威克海姆男爵返鄉》，用更繁複的技巧表現出匈牙利人在「新時代」的困惑。覺醒帶著茫然，變形帶著陣痛，封閉帶著憧憬，開放帶著驚恐，好奇帶著焦恐，興奮帶著克制，控制帶著脆弱。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或者說，根本就是一個熱病時代：城市在摩登的烈日下燃燒，到處是金屬、玻璃、塑膠、路牌與彩色的垃圾，行將倒塌的大廈，痛苦嘶鳴的汽車，倉皇行走的路人，思想的歐洲變成了物欲的歐洲。借用翻譯家、詩人高興先生的一段評價：「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關注人類普遍境況，而無望的等待、厭世情緒、反英雄、末日景象、模糊、不確定性、遊戲、偶然性、無序、反諷、轉喻、內在性、被抽空意義的人生，所有這些為他的小說抹上了濃鬱的後現代主義色彩。」
拉斯洛曾說：「歐洲的新人類，完全將目光轉向了自己，既無理想，也無思想，既不信上帝，也不信柏拉圖……」，人們用智慧計算得失，用汽車搬運欲望，利用戰爭謀利，在和平中建廢墟，用早已破碎了的藝術和宗教的瓦礫搭建虛妄的城市，將不復存在的東西像存在之物一樣保存，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通過他寓言式的寫作，通過對人物驚恐面孔的刻畫，轉述上帝的末日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