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寸光陰不可輕——專訪香港作聯監事長張國良先生

禾素  訪問及撰稿

 唐宋年間,香山和鎮山之間有一澗谷流漕,終年澗水不絕,溪流潺潺。如遇大雨,山洪直沖流漕所在東江灣沙,形成水渠,後稱張家港也。江蘇省蘇州市張家港以境內天然良港而得名,香港作家聯會監事長張國良先生,正是從這塊福地走出來的好男兒。

我們的見面地點,是張國良先生精心挑選的,深圳華僑城一個綠蔭密佈紫花深掩之地,由此看得出張先生是一位品位與才華俱足的人。久處喧囂市井的我們,踏足其間,仿若進入到原始叢林一般,整個人不由放鬆下來。張先生的笑聲豪邁爽朗,穿過一室的靜謐而來。坐下品茶,言談之間頗為歡暢,並無生疏之感。

作聯一直堅守在文學的陣地上

「香港作家聯會一直是我十分重視的社團,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多次參加作聯活動的原因。在我看來,香港作聯是一個文化、文學的團體,在香港這樣真正純粹的文化文學團體是少之又少的。香港是極端商業化和快餐文化充斥的地方,而這些年如今也可以說是走向了極端政治化、商業化。在這樣兩個極端的環境之下,有那麼一批人,還在堅持追求純粹的文化,追求純粹的文學,能夠一直堅守在文學的陣地上,那是非常非常難得,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張國良監事長(左)與訪問及撰稿人禾素。(禾素提供)

說至動情處,張先生連續用了兩次疊字,以表內心的極度認可,作為採訪者,我不禁被這樣的情緒感染著、感動著。關鍵是,我未曾發問,先生彷彿知道我的想法和心意,直擊內心地說出以上的話語。

「作家聯會的兩位領導者創會會長曾敏之和現任會長潘耀明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尊敬的人,我們彼此三觀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曾敏之先生除了是作家、詩人外,同時也是一個老革命,一位老報人。」香港作聯創會會長曾敏之一九四二年進入《大公報》工作,一九四六年獨家採訪周恩來,發表長篇專訪《談判生涯老了周恩來》,引起轟動。一九七八年後,曾敏之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代總編輯,並長期擔任作聯會長。而張國良在二○○○年底出任香港《文匯報》社長,所以在他的眼中,曾敏之就是一位老前輩。

「曾敏之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他原籍梅州,生長於廣西羅城。八十年代末因故從香港回到廣西,專做類似《讀者文摘》那樣的簡報,做的非常好,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在我的認知中,這就是真正的文化人!他無論走到哪裏,做的都是跟文化有關的事業,於是我打心裏敬佩他。曾先生與我也非常合得來,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之時,他便誠懇地邀請我加入到作聯來,很慚愧,我具體也沒做什麼事,但我的內心和行動都是非常支持作聯所有活動和事務的。」說起作聯往事與創會會長,張先生眼裏透出懷念與欽佩的深情。

守住文化團體和文人的初心、良知和底線

「與現任會長潘耀明先生是在金庸先生那裏熟悉的,金庸先生是我的前輩。他與潘先生兩人當時雖然從事不同的行當,但都有著文人的品質、文人的情懷。金庸先生雖然寫的大部分都是武俠小說,但他的武俠小說裏包含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還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很多人只看他小說打打鬧鬧的部分,似乎很熱鬧,卻忽略了他裏面深刻的文化內涵,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說起與潘耀明會長初相識和金庸先生有關的話題,張先生不由滿懷唏噓地表達自己對世人不解金庸先生深厚內涵的感慨。

「潘耀明先生也是很執著地去追求文學的人,非常不容易呀!他堅守到現在,一路承受很多壓力,數十年來孜孜不倦,爭分奪秒,不捨得浪費半寸光陰,不但筆耕不輟著述頗豐,還提攜不少文壇新人,如一面旗幟,一個好的引路人,帶領大家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做著文化的耕耘與播種的事情,這多麼地讓人敬佩啊!

「潘先生是愛國愛港,左派那樣的家族出身的。但是他到了香港之後,一直堅持文化融合和文化推動事業,《明報月刊》直到現在依然是香港文壇最純粹的刊物。不像一些刊物,被名利被政治所裹挾,早就偏離了純文學的軌道。潘先生卻沒有丟失自己的初心,牢牢堅守純粹的文化事業,我最欣賞他的正是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他的憂患意識、人文情懷和文人的品格,都不由地讓人敬重。他執著但不執拗,並非要做到什麼絕佳的程度,只要堅守、堅守、再堅守,堅守住一個文化團體和一個純粹文人的初心、良知和底線,這就是香港作家聯會的精神。我們應要弘揚『堅守』二字,並將其傳承發展下去,這面堅守文化的旗幟很值得我們珍惜。正是因為這樣,以我個人來說,在情感上對香港作聯是偏愛一些的。現在很多活動我都不參加了,但作聯的活動我基本上都會參加。

「剛剛所說的那些話,是我要表達的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我和潘先生彼此惺惺相惜,這些年來已經是很好的朋友,可以說是稱兄道弟。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做多少是一回事兒,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兒,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從曾敏之創會以來,到潘先生在文人堅守、家國情懷這些方面,作聯都做了很多的事情,無論是曾敏之或是潘耀明,他們都是把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將中國傳統文化、文學在兩岸四地,在世界華文文學界、文化界傳播出去。這方面香港作家聯會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做的十分不錯。台灣、澳門,其他國家的華人社會,並不具備這個條件和優勢,惟有香港,惟有我們作家聯會這麼純粹的文學團體才能堅守得這麼好,也只有這樣的團體,才有這個條件把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平台。」

我願意做一個文化的站台人

正如張先生所說,現在國家也非常支持和提倡傳統文化的交流與傳承,社會也有這個需求。多年以來,香港作家聯會聯絡兩岸四地以及世界各地華文文學方面的大家、文學愛好者來交流、來互動,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貢獻。其間創辦各種論壇、各種文學講座,國際旅遊文學活動等等。以前做了那麼多,現在更要繼續做得更好,包括把世界華人作家都凝聚在一起。

「潘先生搞好多活動都邀請我參加,盡管幫不上什麼忙,但我盡量參加。我覺得參加這樣的文學活動,從精神上是愉悅的,從社會上來說是極具意義的,因而我很樂意參加,我願意站在那裏,做一個文化的站台人。雖然有不少條件限制,我還未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回想過往我還算是做了一些工作的。香港作聯在潘先生的帶領之下,在兩岸四地及世界華人文學文化方面起到了一種凝聚的作用。現在我覺得更應該去做好這個工作,『一帶一路』也好,我們提倡的文化『走出去』也好,香港都具備這個條件。作為文化人,作為書寫者,應堅守初心,堅守真實,所以我真心地希望我們作家聯會的作家們,應腳踏實地做好弘揚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事。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怎樣做好、利用好香港這個特殊的平台,來聯絡全球華人文學方面的作家和愛好者,共同做好書寫、弘揚、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這件大事,創作出更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才是當下最重要的事情。

「我要說的第三點就是我們還是要堅持作家聯會一貫勤儉辦事的作風,這個既是簡單的簡,又是節儉的儉。回顧這三十五年來,我們香港作聯辦活動、開會、搞講座,很多時候都是在酒樓吵吵鬧鬧的環境下進行的。一個人堅持做這樣一件事情是多麼不容易呀,更何況是帶領著一群人一直前行。儘管條件艱苦,但規格卻很高,我們作聯活動曾請到了現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鐵凝女士,曾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還請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著名作家劉震雲等多名文化大家和學者來參會。

「作聯還請到過台灣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柏楊先生的夫人張香華女士,著名詩人鄭愁予先生,還有著名演員及作家林青霞女士;請到過國寶級鋼琴大師劉詩昆先生及被譽為琵琶公主的夫人孫穎女士等,獲邀嘉賓的層級都是極高的。這些中國文化界甚至世界知名的文化大家到香港來參加活動,包括以前的金庸先生、饒宗頤等文化大家都是一樣,圍坐在飯桌前聽講座、搞活動,場地嘈雜,條件簡陋,但層次很高,這是令人極其感動和敬佩的。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沒有面子,我們是很有面子的,這就是傳統文化的精粹之一。」

以實際行動傳承中國的文化傳統

「勤簡辦事,當然也包括勤儉辦事,這就是我們的光榮啊!這才是真正地以實際行動在傳承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而不是去拉什麼贊助去搞什麼奢侈搞什麼揮霍,中國知識分子歷來都是被形容為寒酸的孔乙己那樣:多乎哉,不多也。怕什麼簡單,只要我們有內容,有內涵,有足夠的底氣和格調,我們不怕任何人笑話,我甚至覺得自豪,腰杆子挺得夠直。你讓我拿著個酒杯在富麗堂皇的會展中心觥籌交錯的時候,我內心不一定覺得這有什麼光彩的,空空洞洞,沒有內容,白花了那些錢。香港作聯每次的會議、活動、講座,聚餐的話,會員都是AA制,自掏腰包,每人自己交餐費,這樣樸素的辦事觀念我是非常欣賞的。說到底,我們作家聯會就是一批作家,一批文化人,一批文學工作者,就要按照中國文化精神來做。在香港社會,實在是不好做,受商業和政治的衝擊影響,要想衝破一切障礙,堅持極不容易的。

「有幾個人我是非常敬佩的,比如我們的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他為人非常謙和、低調、實在,本身又不是什麼大資本家,但每次作聯活動,他都出錢出力,讓人感動。還有我的老部下江揚女士,筆耕不輟之餘,作聯的許多活動也是捐款出力,非常有心。這就代表著我們作家聯會的精神,簡樸的精神,真正傳統的文化精神,肯於奉獻的精神,這一點一定要堅持下去。」

張國良先生前前後後講的三點內容——堅守、弘揚以及勤儉,並圍繞作聯的方方面面做的精彩而中肯的總結,讓安靜聆聽的我備受感動也倍覺鼓舞。

「我與潘耀明先生,從沒有什麼項目上的合作,我只是與他在文化價值觀念、對傳統文化的追求和堅守這條路上是同路人,是身心相融的同路人,兩個純粹文人的純粹追求就是這麼簡單。文學舘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在香港文學對外的宣傳和弘揚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潘耀明的確任重道遠,特首李家超也給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現在有一些事情也是挺令人擔憂的,愛國愛港、憂患意識,從前的憂國憂民,都變成了現在的憂官憂財,只希望我們作聯的會員們能夠把精力和財力都集中在具體的文化事業上去,不要浪費資源。」

要發自內心地有家國情懷

話說到此,張國良先生忽然轉頭問我:你捫心自問,有沒有做過對不起祖先的事情?我的脊骨不由挺直了起來:沒有!我驕傲地回答張先生。「我們一定要發自內心地有家國情懷,不能忘記我們祖祖輩輩在中國大地上付出的艱辛和勞動,一個連祖宗都敢背棄的人,又談何愛國?想要擴展大灣區,作聯就要朝這個精神方向延伸和發展。香港也是大灣區的一員,起碼是雙核心,一個香港,一個深圳,能夠做到同城化的話,大灣區就成功了,深圳也有很多資源可以聯合起來。香港要拓寬眼界,站在國際視角,文學活動要往灣區延伸和發展。潘先生為了香港作聯更好地發展真的是一再屈就,一再忍受,這也是讓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最後,張國良先生對香港作聯近二十年來籌辦香港文學舘這一大事件終於塵埃落定表示高興,並為全體香港作聯的會員送上真誠的祝福:「第一,要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第二,要堅守我們對文化、文學的追求,而且是純粹的追求;第三,在這個基礎上,要努力地向海外發展。」張先生最後說到:「在現在這個年代,『堅守』二字更重要,對我自己個人而言,對許許多多的文學愛好者和作家朋友而言,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將會一如既往支持作聯的工作,並全力支持香港的文學和文化事業發展。」

張國良監事長(左)與訪問及撰稿人禾素。(禾素提供)

這一次的專訪對象張國良先生,曾任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現任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先生於一九六五年加入新華通訊社,為新華社高級編輯及高級記者。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他先後作為新華社戰地記者,奉派到越南、老撾抗美戰爭前線採訪。回國後擔任新華社《參考消息》總編輯、新華社秘書長。一九九三年六月到香港迎接香港回歸祖國,先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總編輯、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和新華社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首任社長 。二○○○年十二月起任香港《文匯報》社長。

如此精彩的個人履歷,如此驕人的成就,一位優秀的報業領軍人物,一幹就是數十年!半寸光陰不敢輕,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就這樣兢兢業業默默堅守,即便是在艱難的歲月,即便有多少輝煌的過往,他卻只低調地稱自己為「老媒體人」。從張先生的身上,我不僅看到一個男人的風骨和氣度,更看到一個媒體人的果敢和擔當。我想,今天的採訪是不成功的,原本對張先生的事蹟專訪,竟成了藉他滿腔的熱忱誇讚一個文學團體和領導者的窗口;我想今天的採訪又是十分成功的,因為我看到了一個人坦蕩寬闊的胸襟,看到了一種虛懷若穀的氣度。君子好成人之美,張先生乃真君子也!

禾素簡介: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對外聯絡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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