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右典
劉紹銘先生已成為歷史人物，但他的精神猶在、作品仍存、自傳文字依舊流傳。《吃馬鈴薯的日子》還是一樣好看，不但真實，而且取材親身經歷，透過幽默戲謔筆法，將「咬著牙，撐下去」的意志，與他人之互動過程，表現得「謔而不虐」。在劉先生遠去的此刻，閱讀他的著作，如何給予年青人，甚至是所有人，同樣在這紅塵滾滾的花花世界裏，道出肺腑之言，而不是老生常談式的八股語調。這的的確確是劉先生的「試遣愚衷」。因此，這本稱為劉先生的自傳文字，實在不同於許多學者深受學院式的訓練及啟發，或多或少帶著學究氣；反而更多的是他的生活與求學經歷，特別是留學美國期間，學界、商場與人情觀察與摸索中，不斷地「匍匐前進」。人生確似戰場，學界亦是如此；只不過那些沙地的槍林彈雨，換成人世間的是非得失的際遇。算不算是「虛無」與「空虛」，劉先生也告訴我們不當「放浪形骸」、「隨風逐流」，以致於成為「心靈的損害，一輩子磨滅不了」（頁十五）。為了達到想要完成的目標，還是值得去追尋的動力不能放棄；但這當中不保證必然成功達陣，然而至少能夠有個方向可以依循、有個故事可以觀摩，當然是值得參考的，就像本書《吃馬鈴薯的日子》一樣。所以，劉先生不是給我們很「高」又很「遠」的不可企及之典範，而是充分意識省思之後，採取能夠「與各同學共勉」之書，親身經歷過後的「心得」，成為年青人的參考。劉先生有機會發揮自己特長之事物，不限於某些「典範」，學習的作家亦是如此，這就讓我們聯想到一句古老格言：「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的意涵，無處不可學習，而有種「趨吉避凶」之感。
劉先生本書不同於以往的「知音」觀念，所謂「知我者，二三子」之情況絕對不夠，也不再適合於當代社會；其實要讓人可知、能知，也要自己具備能知於、可知於他人，似乎也沒那麼困難。雖然以劉先生當時的經歷，當然無法與當今社會同日而語，但是特殊境遇之青年總是一直都存在著，因此劉先生才會說：「我想香港一定有不少與我童年經驗相似的孩子。我希望他們看了本書，也會像我當年的決心一樣：咬著牙，掙下去」（封底）。所以本書具有激勵人心之使命與任務，因為年青時期、甚至人生中各個階段遭遇的貧窮困頓，其實都是屢見不鮮的情形，但鮮有人透過文學式的書寫，文字老練且幽默口吻道出「貧窮是最大的罪惡」一類的「真理」與「格言」。這並不是說要我們做一個機關算盡、汲汲營營的人，劉先生也區分「世故的人」與「通達人情世故的人」之不同（頁三十五），正好寫小說的作家、看小說的讀者、研究小說的學者正要學習的。所謂「寫小說的人一定得通達人情世故，但自己可能是豪邁豁達的人」（頁三十五）。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讀書不能止是讀書本之書，還要讀人世間這部「大書」，而且學問亦在於世事洞明之間，文章恰到好處則在人情練達之內。其實，世上很多事情都沒有所謂「標準答案」，我們僅能從中判斷取捨，最主要的還是自己抱持什麼樣的價值觀念。當然，此類觀念價值隨著年紀際遇，可以不斷修改擴大，但基本上正如Sisyphus每天推動的石塊一樣（頁四十六），天天都在交戰著，但也是活生生的經驗，日復一日地不斷體會著，逐漸塑造成自己的樣貌。所以，讀書與做人做事都是「活」的，劉先生對於文科生的建議似乎更是如此；在紙堆之「學問」與世間之「人情」，都在劉先生筆下顯得相當有趣，而沒有走上僵化八股的教條訓言。他形容要有點像Bergman中的「魔術師」，懂得變化法寶一樣（頁四十九）。若不如此，可能逐步變得「憤世嫉俗的」（頁六十五）。但也不見得沒有好處，即體會「文化」與「道德」的標準何在，而不訴諸單一標準的衡量，亦明白何謂「公平」與否之觀感。劉先生對於自己在異國求學之體會，很貼近當時的背景脈絡，正所謂掌握當時的「時代風氣」。由此更加了解自己、社會與國家之「爭氣」與否，「與其怪人，不如責己」之念（頁八十九），正是在此體會中深深烙印在內心的。
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不僅是對於年青人有益處，面對異文化處境之日常艱難，更有第一手的貼切觀察。他帶給我們的啟發是：不以自己標準論斷別人、同理可推亦不以本身文化斷定他國文化，一切都從「反求己身」做起。其中，劉先生較敏銳感受到「嚴肅」與「娛樂」書籍、電影之不同，特別就後者而言更能了解他國之文化，以及培養自己的分析能力。這是受夏濟安先生的影響，劉先生說：「因為照先生意見，唸文的人，嚴肅的書要看，娛樂性的書也得看」（頁九十）。在分析方面，自己能夠看下去的書，通常以「娛樂性」書籍較佔便宜，入門門檻較低，再透過分析之訓練，即有「滋潤腦筋」的價值，可獲得之收穫看似容易取得矣。另一方面也在無形中培養一種「有容乃大」的胸襟（九十頁）。因而更貼近現實世界，接「地氣」，也就更容易養成一種就事論事的習慣，並在理想追求的渴望之間，尋得一定程度的平衡點。劉先生透過與朋友的日常對談，很能反映當時所處環境可能面對的情況。事情發展有好有壞，他的朋友告訴他：「事情當然得往好的方面想，往壞的方面打算。如果你及早作壞的打算，不如意事來時，就不至束手無策了」（頁九十七）。
劉先生很誠實地說：「我們這一輩的人讀書，難免沾上點功利思想」（頁一一七–一一八），事實上應當每一代、每一輩的人讀書，都難免帶有功利想法的吧，較易謀生的科系往往是一窩蜂的人想要擠進去。其實，文科也是如此，選讀英文、英國文學，起初為謀生需要亦不在少數吧。但是，劉先生也在有意無意間告訴我們這「常見」的現象無疑是「正常」的；「如果不是謀生需要，我為什麼不唸法文？俄文？德文？意大利文？（頁一一八）」但是，這當中有話鋒一轉之處，即是可以透過興趣培養、因緣際會，而把所學摸得清楚，反倒可以成為謀生之工具，其實此種選擇也不壞。所以，端看如何考量當中的利弊得失，加上人生際遇很難說，不過從劉先生的談話過程發現並世間不虛無，而總是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當中緣由很多，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他設定目標，儘管「櫛風沐雨」、「旰食宵衣」，終究為生存而堅持著，更特別的是，他亦把「生存」更加以幽默與詼諧的方式呈現。這終將歸於劉先生具有某種程度的「童心」未失，劉先生甚至這麼說：「大概人的童心一死，這世界也就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了」（頁一二〇）。誠哉斯言，具有童心的人，人世間也就好玩起來。
讀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總覺得在戲謔幽默的筆觸中，發現人世間的種種智慧；亦在世故與童心之間，提醒年青人避免走入迷失自我之地步，同時也不要淪為老奸巨滑一類人物。可以說，這些某種程度上都是出自日常生活「濁光靈光」（profane illumination）式的經驗獲得，頗帶有機智與妙趣，更使得人生歷程不總那麼單一而絕對，其實並非有什麼公式可尋。劉先生從他的求學生活、戀愛過程與對人生的思索，都在書中有所涉及，從中也可以感受得出他是一位心思細膩之人。上文提及：夏濟安先生之學思對他的影響最大，劉先生曾與一位「美國小姐鬧戀愛，顧慮很多，乃寫了封長信向他討教」（頁一三二）。夏濟安的回信是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話：「Live life to the full（結結實實的生活罷）」（頁一三二），更是一句很實際的用語。好好生活，不管酸甜苦辣，不論是否真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之說，特別是在不如意的時候，更要好好生活。我認為這對於年青人是很重要的提醒，該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避免鑽牛角尖，一直走下去，才能往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更前進一些。而且，對於任何事物的看法必須要看先能清楚它的要求，這也涉及的是「分析能力」的培養，而不是面對未曾接觸的領域，就心先涼了一半，更可惜的是因此而打退堂鼓了。透過劉先生的書，讓我們可以更加勇敢面對充滿挑戰的人生旅程，「願獻此書與同學互勉」之聲言猶在耳。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梁右典簡介：現為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