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學巴黎　考察中亞——專訪馮珍今

張閱  訪問及整理

 

張閱（以下簡稱「張」）：中學時，您讀的是理科，後來怎會成為文人？

馮珍今（以下簡稱「馮」）：我出身小康之家，閒時的娛樂就是閱讀，整天呆在學校圖書館，跟管理員也混熟了，一般同學最多只准外借五本圖書，我卻可以借達十本，抱著一大堆圖書回家，瘋狂閱讀，廢枕忘餐，經常給母親責備。初中時，我多閱讀五四時的作品，例如巴金、朱自清、徐志摩，還有古典小說，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不過，直到中六時，我才開始看《紅樓夢》，而且在大學時多次重讀，在小說的人物中，我最愛晴雯和史湘雲，尤其是晴雯，她有情有義，重病中仍為寶玉夜補孔雀裘，至於史湘雲則為人心直口快、豪爽開朗；而且才思敏捷，我特別喜歡她的不拘小節。中三以後，大量台灣的作品湧現，我開始閱讀張曉風、張秀亞的散文，也看鄭愁予、瘂弦和余光中的新詩，以至瓊瑤的愛情小說.……亂七八糟的。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學生周報》，它一直伴著我成長。這份刊物內容豐富，包括文學、電影、藝術……我可以讀到羅卡、石琪、古兆申的影評，小思、陸離、西西、戴天的文章，那時候，我真是如饑似渴，拼命汲取知識。會考後，我由基督教女校，轉到何文田一所官立中學念中六。每天放學，就跑到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拚命看課外書，中文的、英文的，甚麼都看。不到一年的學習生涯，令我最難忘的，是在學校高中組的作文比賽中得到第一名，當時感到非常興奮，想不到，我這個理科班的學生，竟然奪冠。比賽的獎品是兩本書——朱光潛的《談美》和《文藝心理學》，我仍珍藏至今。我的高考成績一般，而物理竟然失手，註定與理學院無緣。學校的老師建議我報讀中文大學的經濟系，因為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放榜前，我作了多手準備，報考了那打素醫院的「護士班」，理工學院的「電機工程」和台大的「牙醫學系」，竟然全都取錄了我。反而，中大卻沒消息，直至八月，才終於收到經濟系的錄取信，我當然選讀中大。

 

張：您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讀您早期的散文集，如《不一樣的學生》、《我的學生二三事》，常以儒家的角度評論世態人情，請談談新亞教育對您的影響。

馮：我報讀中文大學，選擇學系時，三個志願都填上「新亞書院」，這主要是受小思、陸離的影響，那時候，她們已在《中國學生周報》談及「新亞精神」，可能是潛移默化，我覺得我應該進入「新亞」念書。一九七二年，我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上課，至一九七三年，「新亞」才搬往沙田馬料水。大學第一學年結束，我發現自己更愛中國文學，遂提出轉系的要求。經濟系的系主任伍鎮雄教授翻看我的成績單，說我的成績還不錯，勸我不要轉系了，而且，創校以來，只有別系的學生轉入經濟系，從來沒有轉走的。伍教授還提出忠告，他認為念經濟系更有前途，尤其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猶豫間，我也詢問了不少中文系學長的意見，她們皆勸我，不要轉讀中文系，若是真的喜歡文學，當作興趣便可以了，如真的轉讀中文系，恐怕只會令我失望。剛進新亞的時候，我也曾慕名旁聽過徐訏先生的「現代小說」，記得當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加上我是四個。徐先生看來很害羞，老是低著頭，望著桌面的筆記本念念有詞，從不正面望學生。我當時「捱」了三節課，也就放棄了。但不管怎樣，初生之犢，少不更事的我，誰的意見都聽不進去，一意孤行，結果就轉進中文系了。

當時，我也旁聽了哲學系的課，如唐君毅先生的「倫理學」，但一節過後，即敗下陣來，實在聽不懂老師的四川口音。後來補讀唐先生的著作，才了解他說甚麼。至於牟宗三先生的課，那就根本不敢去聽了，他的著作更深奧難明。我們在農圃道上課時，經常在校園看見牟先生，他身披一襲灰色長袍，在圓亭飄然而過，我們這些「小朋友」也不敢上前打擾，只能目送他揮灑的背影慢慢走過，所謂「仰之彌高」，大抵就是如此。升讀二年級後，我還到崇基學院，修讀何秀煌先生的「邏輯」，他的《0與1之間》，非常好看，我看過他的作品，才決定選修他的課，何先生較為親民，我們一群學生還到過教員宿舍探訪他哩。由於副修哲學，我也修讀了勞思光先生的「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他學養湛深，講課條理清晰，使我終身受用，此外，在大四時，還修讀霍韜晦先生的「佛家哲學」，捧著《大藏經》死啃。

《見雪在巴黎》、《不一樣的學生》、《我的學生二三事》，我稱之為「校園三部曲」，是我自巴黎遊學回來的散文專欄結集。這專欄的對象是學生，內容上或多或少有點「載道」的意味，筆下的文字總帶點「訊息」。你說我早期的散文有小思老師的影子，我絕對不敢跟老師相比，只是碰巧都是教育工作者而已，而且我很喜歡她的作品，受她的影響也毫不出奇。

 

張：小思老師也是新亞人，而您近年出版的散文集《字裏風景》正由小思寫序，您曾寫過，小思對您影響甚巨，請談談您們的交往。

馮：我自中大畢業後，小思老師才到中大任教，所以，我雖然沒有正式修讀老師的課，但我閱讀了她多部的作品，亦有機會親炙她，其人其文，都令我得益不淺。例如在教學方面，跟小思老師一樣，我一直抱著認真的態度，而且關懷學生，學生也感受到，所以，即使她們畢業了，還會找我喝茶聊天，相約看話劇、聽音樂。我之所以遊學巴黎，也是受小思的啟發。小思曾做過幾年中學老師，但後來得到唐君毅老師的鼓勵，便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做研究員。故此，當我任教多年書後，發現人生陷入樽頸，就決定放下香港的一切，遠赴巴黎，學法文去也。我也很喜歡日本的京都，《字裏風景》收錄了數篇日本遊記，現在看起來，也許是受小思《日影行》的影響。

張：旅居法國時，您認識了不少旅法作家，如綠騎士、高潔、蓬草等，能談談相互的交往嗎？

馮：一九七三年，小思赴京都，綠騎士和蓬草則往巴黎，巧合地，都是在同一年。而我，則是一九八九年八月底前往巴黎念書的，那一年，正是多事之秋，我對個人的發展，亦感到迷惘，於是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那時候，我甚至想過留在巴黎繼續生活，不回香港。可笑的是，赴法之前，我只在法國文化協會修讀幾個月的法文，就大著膽子，上路去也。到法國後，我在「索邦」（巴黎第四大學）進修專門為外國學生而設的法文課程，課程分為高、中、初級三班。考試後，學校居然把我分配到中班，課程頗深，我應付得很吃力。

離開香港前，小思老師送我一張名片，背面寫上一行小字——「蓬草、綠騎士：介紹朋友馮珍今來看你們，可以玩笑巴黎！」她說我和綠騎士性格相近，一定談得來。正如她所料，我和綠騎士很投緣，也許是因為我們都熱愛文學、藝術，也同屬雙子星座，喜歡結交朋友的緣故。

初到巴黎時，我先暫住在高潔家，她把書房騰出來讓我居住。我們在香港時早已認識，她在香港時，曾當過《新晚報》編輯，我投過稿，彼此就成了朋友。不久，學校為我找到寄宿家庭，我就搬了出來。每星期仍會跟高潔見一次面，她常請我吃飯。那時候，法國電話費很貴，在別人的家裏，我每次打完電話，便在電話旁，留下一元法郎，也不好意思整天佔用人家的電話，我通常走到街上用公共電話亭，手上拿著一大袋錢幣，一邊聊天，一邊將一枚一枚地投進去。我跟綠騎士也是在電話亭先聊了大半個小時，才相約見面，喝咖啡，後來熟絡了，她才邀請我回家吃飯。我的寄宿的家庭在塞納河南邊，綠騎士和高潔則住在塞納河的北邊，離市中心頗遠。有一天晚上，在綠騎士家作客，晚餐吃至十一點才散席，歸程中，昏昏欲睡，我一個女子，深恐在地鐵睡著有危險，唯有不斷用指甲掐大腿，以保持清醒。蓬草則住在郊區，不多往市中心走動，我跟她見面也是綠騎士促成的。綠騎士的丈夫是諾曼第人，他們一家人回諾曼第時，也邀請我隨行，她還帶我去奧維爾參觀，那是梵谷晚年居住的小鎮，鎮上的教堂，正是綠騎士舉行婚禮的地方。綠騎士很忙碌，因為要照顧兩個女兒，又要兼顧作畫。

前幾年，我到重遊法國，老朋友高潔為我準備了一項戶外活動，邀請來自香港的法國朋友，一起乘坐熱氣球，有十幾人之多。高潔曾跟丈夫坐過熱氣球，覺得很有趣，故有此提議。那是巴黎近郊的公園，那天天氣很好，可能比較大風，熱氣球公司不敢開動，我們只好乘興而來，卻敗興而返。這次的經驗，成了我的寫作靈感，後來我寫的一本兒童書《奇幻泡泡與石頭貓》，主人公跟我一樣，未能坐上熱氣球，卻可抱著泡泡，升上天空，在巴黎上空遨遊。我把故事大綱寫下來，給綠騎士看，她說故事頗有意思，但情節太簡單，內容要再豐富，我也曾作出了多次修改。我請她為童書畫插畫，她也欣然答應，而書中兩位主人公的造型，更是她的小女兒臨安所設計的。

 

張：法國文學中，您特別喜歡《小王子》，為甚麼這本書會吸引您？也請談談其他您喜歡的法國文學。

馮：《小王子》雖然是童話，但卻是寫給成年人看的，那些不失赤子之心的成年人，才懂得欣賞。《小王子》從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卻寫出了不少深邃的問題，開闊了我的視野。我欣賞小王子，欣賞他對玫瑰的忠貞不二，欣賞他和狐狸之間真摯的友誼，玫瑰雖然很刁蠻，但小王子並沒有嫌棄她，還對她愛護有加。《小王子》文字淺白，是我閱讀的第一本法文原著，法國昔日五十元法郎的鈔票，曾印上小王子的畫像，我還珍藏著兩張。鈔票印上文學作品的主角，而非國家領導人的頭像，這就是文化差異！

我法文水平有限，讀的多是翻譯作品，未去法國前，已讀過卡謬《異鄉人》、雨果《鐘樓駝俠》、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杜拉斯的《情人》等作品，到了法國，我當然去了巴黎聖母院，也到過不少名人故居參觀。中六時，我看了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原作者是羅曼．羅蘭，小說寫出正面的價值觀，積極、奮鬥、不怕困難的精神，可以說，這本書影響了我的一生。傅雷的譯筆也教人驚艷，他的文字簡直如創作般優美。

 

張：好像您也頗欣賞新浪潮電影。

馮：我看法國新浪潮電影，主要是受陸離的影響，她常在《周報》介紹杜魯福的作品。念大學時，我是「第一影室」的會員，所以，常有機會看到精彩的藝術電影，例如杜魯福《偷吻》、高達的《斷了氣》，意大利的電影我也看，第昔加的《單車竊賊》，是一流的電影，還有維斯康堤的電影，簡直教我著迷不已。我去巴黎，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看電影，還有美術作品，畢竟，巴黎是藝術之都。我在此地重看了多部老電影，記得，有一家小戲院，就在近「索邦」附近，每周總有一天專門播放《四百擊》，不管票房，風雨不改。我的法文水平有限，電影沒有英文字幕，對白也不是全懂，所以只能靠畫面猜度。

 

張：教師的工作很忙碌，您是怎麼開始寫專欄的？

馮：自巴黎返港，我重回教師的崗位，有一位編輯朋友，在報章編校園版，她邀請我供稿，寫旅法的見聞感思，對象是學生，那我就寫起專欄來，每星期兩篇。教師的工作很忙，那時候通訊又不方便，我只好利用周末假期，勤寫稿子，然後將稿件寄過去。那位編輯後來不幹了，專欄也停了下來，直至《華僑日報》的編輯找我，我又開始繼續寫下去。由於專欄字數有限，所以，我每篇稿子均要改三、四遍，刪削枝節，盡量在六、七百字內，表達完整的意思。

 

張：後來，您進了教育局，改革中國文學科，為甚麼會走進政府呢？

馮：在中學任教了十多年，就想有點突破，作出新的嘗試。那時候，我正在修讀中大教育學院的「教育碩士」，念的正是「課程與教學」，而教育署新成立的「課程發展處」，恰巧招聘職員，我想學以致用，便寫信求職。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踏進進教育署，負責兩門預科的課程，「中國文學科」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我的大師兄張秉權，以前他也在中學教中國文學，他告訴我，曾親眼目睹一個學生，考完中國文學科公開試，離開試場後，立刻把三大冊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扔進垃圾箱，那一刻，把他嚇呆了。為甚麼學生對文學史如此深惡痛絕呢？也許是為學生不喜歡硬記死知識。我想，與其讓學生死記李白詩歌的特色，倒不如讓學生多讀幾首李白的詩作，只有文學作品才可以進入學生的生命。此外，也有校長和教師提議，在課程加入創作，讓學生知道創作的過程是怎麼一回事，欣賞作品時，更能體會作家的心境，我相信，創作與賞析往往是互相補足的。新修訂課程把以往「文學史」那一卷廢除，只考「賞析」與「創作」兩張卷，賞析也不只考核範文，而是「以篇帶篇」，同時考核學生對課外篇章的理解。那時候拋出這改革方案，受到很多中國文學科老師反對，他們說，自己從來沒有學過創作，又怎能教學生創作呢？誠然，上一代的中文系不重視創作，香港如是，台灣亦如是，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那一代名家，都是出自外文系，出自中文系的作家好像不多，林文月女士是箇中表表者。幸好，當時，我們的看法也獲得不少中學、大學的老師，以至作家的支持，我們舉辦教師創作培訓課程，導師都是一時俊彥，例如胡燕青、王良和、杜家祁、胡國賢、關夢南、樊善標教新詩；葉輝、許迪鏘、朱少璋教散文；王璞、陳寶珍、陳惠英教小說；張秉權、盧偉力替我們教戲劇。很多參加的老師都是第一次創作，念完課程後，他們認識到創作也有竅門，並非不可教。

 

張：近年，您新近出版遊記《走進中亞三國》，為甚麼會有走訪絲路的寫作計劃？

馮：二○一四年，我離開教育局，去了一趟伊朗旅行，因為不熟悉那邊的情況，所以閱讀了幾本關於伊朗的書，開始對那一帶有了點認識。後來，有機會隨「新亞書院校友會」旅行，由丁新豹博士帶領，走訪烏茲別克。過海關時，等候需時，當時校友會的會長，也是新亞歷史系的大師兄，他叮囑我為校友通訊寫一篇遊記，我一口答應。我旅行時愛寫筆記，每趟旅行，就寫滿了整整一本筆記簿，回來後，又閱讀大量的參考書，於是便開始寫起遊記來。

張：這些中亞國家跟中國文化有甚麼聯繫？

馮：中亞三國跟中國的關係甚深，始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開拓絲綢之路，至唐朝，版圖更達至安西都護府，沿途亦是玄奘取經走過的路途，可與《大唐西域記》相對照，中亞三國到處皆留著中國的痕跡。例如，我到撒馬爾罕，想起成吉成汗的大軍曾攻陷此城，搶掠過後，放火焚城，那是蒙古的遊牧習性所致，他們不會停駐一個地方，把那地方洗劫一空，又去攻打下一座城池。現在，我們旅行時所到的撒馬爾罕，已是一座重建的都城，是帖木兒重建的，就建在蒙古大軍焚毀的舊城區旁，我們在撒馬爾罕，難免憑弔過往，發思古之幽情。又如唐代「安史之亂」，原來安祿山並非姓「安」，「安」是指他來自安國，即現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一帶。隋唐時期，有所謂「昭武九姓」，包括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尋和戊地，他們立國於古絲路之上，世代善於經商。唐代文化較兼容並包，胡人也可來中國任官。元朝時，將人民分為四類，其中「色目人」指的主要就是中亞和西亞的人，到過中亞，可進一步認識他們是何等樣人。其實，中國文化對西域文化固然有所影響，而胡人文化對中國文化衝擊也很大，我正是想把兩種文化的交流互融寫出來。

 

張：走訪中亞的過程中，有沒有一兩件事最令你意外的？

馮：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舉目皆是韓國的電器廣告，流連當地市集，發現有很多賣泡菜的攤檔，這教我感到很驚訝。原來史大林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下令把蘇聯與朝鮮接壤的朝鮮人，用火車遷徙至中亞一帶，開墾土地，服苦役。蘇聯瓦解，烏茲別克獨立後，在首都的國家歷史博物館，詳細展示了這一段流徙的歷史，而當年，死在途中的朝鮮人，不計其數，境況甚為淒涼。他們的生命力很頑強，在中亞落地生根，有的與本地人通婚，我們在烏茲別克遇見的朝鮮人，可能已是第三代了。現在，南韓的首爾每天皆有專航飛往塔什干，可見兩地商貿往來的頻繁。

 

張：千禧之際，余秋雨走了一趟橫跨亞歐之旅，他在遊記《千年一歎》中，已察覺中東恐怖主義的危機，但讀您的《走進中亞三國》，中亞的老百姓倒十分和氣，兩位的考察有點不同。

馮：我前往當地，純粹是為了旅行，感覺可能不一樣。我曾到伊朗旅遊，政府對旅客服飾的管制非常嚴格，女士必須圍上頭巾，穿長褲或長裙，上衣要長及臀部，頸部、手臂及雙腿不可外露。可是，當地的老百姓也非常友善，在街頭巷尾，我們完全感受不到恐怖氣氛。丁新豹博士曾跟我們提到，凡伊斯蘭勢力所到之處，當地便迅速被同化，為甚麼這個宗教能做到這一點呢？正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課題。

同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亞的國家比較寬鬆一點，他們名義上宗教自由，人民可以選擇信仰基督教、東正教、佛教、拜火教……。旅客更為自由，不用圍上頭巾，還有豬肉可吃。中亞的種族較為複雜，除了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塔吉克人，還有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朝鮮人、中國人及猶太人等，可能正因為文化的多元，所以大家能夠和諧共存也說不定。

 

（二○一八年九月訪問，訪稿經被訪者修訂。訪問者為香港撰稿人。）

 

馮珍今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文學士及教育碩士。曾任教育署課程發展處，資深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推動文學教育。現專事文字創作，並兼及創作教學。著有散文集《見雪在巴黎》、《我的學生二三事》、《不一樣的學生》，以及童書《奇幻泡泡與石頭貓》、《中國人的故事：詩人和小說家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