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學巴黎 考察中亞——專訪馮珍今

張閱  訪問及整理

 

張閱(以下簡稱「張」):中學時,您讀的是理科,後來怎會成為文人?

馮珍今(以下簡稱「馮」):我出身小康之家,閒時的娛樂就是閱讀,整天呆在學校圖書館,跟管理員也混熟了,一般同學最多只准外借五本圖書,我卻可以借達十本,抱著一大堆圖書回家,瘋狂閱讀,廢枕忘餐,經常給母親責備。初中時,我多閱讀五四時的作品,例如巴金、朱自清、徐志摩,還有古典小說,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不過,直到中六時,我才開始看《紅樓夢》,而且在大學時多次重讀,在小說的人物中,我最愛晴雯和史湘雲,尤其是晴雯,她有情有義,重病中仍為寶玉夜補孔雀裘,至於史湘雲則為人心直口快、豪爽開朗;而且才思敏捷,我特別喜歡她的不拘小節。中三以後,大量台灣的作品湧現,我開始閱讀張曉風、張秀亞的散文,也看鄭愁予、瘂弦和余光中的新詩,以至瓊瑤的愛情小說.……亂七八糟的。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學生周報》,它一直伴著我成長。這份刊物內容豐富,包括文學、電影、藝術……我可以讀到羅卡、石琪、古兆申的影評,小思、陸離、西西、戴天的文章,那時候,我真是如饑似渴,拼命汲取知識。會考後,我由基督教女校,轉到何文田一所官立中學念中六。每天放學,就跑到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拚命看課外書,中文的、英文的,甚麼都看。不到一年的學習生涯,令我最難忘的,是在學校高中組的作文比賽中得到第一名,當時感到非常興奮,想不到,我這個理科班的學生,竟然奪冠。比賽的獎品是兩本書——朱光潛的《談美》和《文藝心理學》,我仍珍藏至今。我的高考成績一般,而物理竟然失手,註定與理學院無緣。學校的老師建議我報讀中文大學的經濟系,因為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放榜前,我作了多手準備,報考了那打素醫院的「護士班」,理工學院的「電機工程」和台大的「牙醫學系」,竟然全都取錄了我。反而,中大卻沒消息,直至八月,才終於收到經濟系的錄取信,我當然選讀中大。

作家兼資深教育工作者馮珍今女士。(張閱提供)

 

:您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讀您早期的散文集,如《不一樣的學生》、《我的學生二三事》,常以儒家的角度評論世態人情,請談談新亞教育對您的影響。

:我報讀中文大學,選擇學系時,三個志願都填上「新亞書院」,這主要是受小思、陸離的影響,那時候,她們已在《中國學生周報》談及「新亞精神」,可能是潛移默化,我覺得我應該進入「新亞」念書。一九七二年,我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上課,至一九七三年,「新亞」才搬往沙田馬料水。大學第一學年結束,我發現自己更愛中國文學,遂提出轉系的要求。經濟系的系主任伍鎮雄教授翻看我的成績單,說我的成績還不錯,勸我不要轉系了,而且,創校以來,只有別系的學生轉入經濟系,從來沒有轉走的。伍教授還提出忠告,他認為念經濟系更有前途,尤其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猶豫間,我也詢問了不少中文系學長的意見,她們皆勸我,不要轉讀中文系,若是真的喜歡文學,當作興趣便可以了,如真的轉讀中文系,恐怕只會令我失望。剛進新亞的時候,我也曾慕名旁聽過徐訏先生的「現代小說」,記得當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加上我是四個。徐先生看來很害羞,老是低著頭,望著桌面的筆記本念念有詞,從不正面望學生。我當時「捱」了三節課,也就放棄了。但不管怎樣,初生之犢,少不更事的我,誰的意見都聽不進去,一意孤行,結果就轉進中文系了。

當時,我也旁聽了哲學系的課,如唐君毅先生的「倫理學」,但一節過後,即敗下陣來,實在聽不懂老師的四川口音。後來補讀唐先生的著作,才了解他說甚麼。至於牟宗三先生的課,那就根本不敢去聽了,他的著作更深奧難明。我們在農圃道上課時,經常在校園看見牟先生,他身披一襲灰色長袍,在圓亭飄然而過,我們這些「小朋友」也不敢上前打擾,只能目送他揮灑的背影慢慢走過,所謂「仰之彌高」,大抵就是如此。升讀二年級後,我還到崇基學院,修讀何秀煌先生的「邏輯」,他的《0與1之間》,非常好看,我看過他的作品,才決定選修他的課,何先生較為親民,我們一群學生還到過教員宿舍探訪他哩。由於副修哲學,我也修讀了勞思光先生的「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他學養湛深,講課條理清晰,使我終身受用,此外,在大四時,還修讀霍韜晦先生的「佛家哲學」,捧著《大藏經》死啃。

《見雪在巴黎》、《不一樣的學生》、《我的學生二三事》,我稱之為「校園三部曲」,是我自巴黎遊學回來的散文專欄結集。這專欄的對象是學生,內容上或多或少有點「載道」的意味,筆下的文字總帶點「訊息」。你說我早期的散文有小思老師的影子,我絕對不敢跟老師相比,只是碰巧都是教育工作者而已,而且我很喜歡她的作品,受她的影響也毫不出奇。

 

:小思老師也是新亞人,而您近年出版的散文集《字裏風景》正由小思寫序,您曾寫過,小思對您影響甚巨,請談談您們的交往。

:我自中大畢業後,小思老師才到中大任教,所以,我雖然沒有正式修讀老師的課,但我閱讀了她多部的作品,亦有機會親炙她,其人其文,都令我得益不淺。例如在教學方面,跟小思老師一樣,我一直抱著認真的態度,而且關懷學生,學生也感受到,所以,即使她們畢業了,還會找我喝茶聊天,相約看話劇、聽音樂。我之所以遊學巴黎,也是受小思的啟發。小思曾做過幾年中學老師,但後來得到唐君毅老師的鼓勵,便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做研究員。故此,當我任教多年書後,發現人生陷入樽頸,就決定放下香港的一切,遠赴巴黎,學法文去也。我也很喜歡日本的京都,《字裏風景》收錄了數篇日本遊記,現在看起來,也許是受小思《日影行》的影響。

馮珍今散文集《字裏風景》。(張閱提供)

:旅居法國時,您認識了不少旅法作家,如綠騎士、高潔、蓬草等,能談談相互的交往嗎?

:一九七三年,小思赴京都,綠騎士和蓬草則往巴黎,巧合地,都是在同一年。而我,則是一九八九年八月底前往巴黎念書的,那一年,正是多事之秋,我對個人的發展,亦感到迷惘,於是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那時候,我甚至想過留在巴黎繼續生活,不回香港。可笑的是,赴法之前,我只在法國文化協會修讀幾個月的法文,就大著膽子,上路去也。到法國後,我在「索邦」(巴黎第四大學)進修專門為外國學生而設的法文課程,課程分為高、中、初級三班。考試後,學校居然把我分配到中班,課程頗深,我應付得很吃力。

離開香港前,小思老師送我一張名片,背面寫上一行小字——「蓬草、綠騎士:介紹朋友馮珍今來看你們,可以玩笑巴黎!」她說我和綠騎士性格相近,一定談得來。正如她所料,我和綠騎士很投緣,也許是因為我們都熱愛文學、藝術,也同屬雙子星座,喜歡結交朋友的緣故。

初到巴黎時,我先暫住在高潔家,她把書房騰出來讓我居住。我們在香港時早已認識,她在香港時,曾當過《新晚報》編輯,我投過稿,彼此就成了朋友。不久,學校為我找到寄宿家庭,我就搬了出來。每星期仍會跟高潔見一次面,她常請我吃飯。那時候,法國電話費很貴,在別人的家裏,我每次打完電話,便在電話旁,留下一元法郎,也不好意思整天佔用人家的電話,我通常走到街上用公共電話亭,手上拿著一大袋錢幣,一邊聊天,一邊將一枚一枚地投進去。我跟綠騎士也是在電話亭先聊了大半個小時,才相約見面,喝咖啡,後來熟絡了,她才邀請我回家吃飯。我的寄宿的家庭在塞納河南邊,綠騎士和高潔則住在塞納河的北邊,離市中心頗遠。有一天晚上,在綠騎士家作客,晚餐吃至十一點才散席,歸程中,昏昏欲睡,我一個女子,深恐在地鐵睡著有危險,唯有不斷用指甲掐大腿,以保持清醒。蓬草則住在郊區,不多往市中心走動,我跟她見面也是綠騎士促成的。綠騎士的丈夫是諾曼第人,他們一家人回諾曼第時,也邀請我隨行,她還帶我去奧維爾參觀,那是梵谷晚年居住的小鎮,鎮上的教堂,正是綠騎士舉行婚禮的地方。綠騎士很忙碌,因為要照顧兩個女兒,又要兼顧作畫。

前幾年,我到重遊法國,老朋友高潔為我準備了一項戶外活動,邀請來自香港的法國朋友,一起乘坐熱氣球,有十幾人之多。高潔曾跟丈夫坐過熱氣球,覺得很有趣,故有此提議。那是巴黎近郊的公園,那天天氣很好,可能比較大風,熱氣球公司不敢開動,我們只好乘興而來,卻敗興而返。這次的經驗,成了我的寫作靈感,後來我寫的一本兒童書《奇幻泡泡與石頭貓》,主人公跟我一樣,未能坐上熱氣球,卻可抱著泡泡,升上天空,在巴黎上空遨遊。我把故事大綱寫下來,給綠騎士看,她說故事頗有意思,但情節太簡單,內容要再豐富,我也曾作出了多次修改。我請她為童書畫插畫,她也欣然答應,而書中兩位主人公的造型,更是她的小女兒臨安所設計的。

 

:法國文學中,您特別喜歡《小王子》,為甚麼這本書會吸引您?也請談談其他您喜歡的法國文學。

:《小王子》雖然是童話,但卻是寫給成年人看的,那些不失赤子之心的成年人,才懂得欣賞。《小王子》從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卻寫出了不少深邃的問題,開闊了我的視野。我欣賞小王子,欣賞他對玫瑰的忠貞不二,欣賞他和狐狸之間真摯的友誼,玫瑰雖然很刁蠻,但小王子並沒有嫌棄她,還對她愛護有加。《小王子》文字淺白,是我閱讀的第一本法文原著,法國昔日五十元法郎的鈔票,曾印上小王子的畫像,我還珍藏著兩張。鈔票印上文學作品的主角,而非國家領導人的頭像,這就是文化差異!

我法文水平有限,讀的多是翻譯作品,未去法國前,已讀過卡謬《異鄉人》、雨果《鐘樓駝俠》、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杜拉斯的《情人》等作品,到了法國,我當然去了巴黎聖母院,也到過不少名人故居參觀。中六時,我看了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原作者是羅曼.羅蘭,小說寫出正面的價值觀,積極、奮鬥、不怕困難的精神,可以說,這本書影響了我的一生。傅雷的譯筆也教人驚艷,他的文字簡直如創作般優美。

 

:好像您也頗欣賞新浪潮電影。

:我看法國新浪潮電影,主要是受陸離的影響,她常在《周報》介紹杜魯福的作品。念大學時,我是「第一影室」的會員,所以,常有機會看到精彩的藝術電影,例如杜魯福《偷吻》、高達的《斷了氣》,意大利的電影我也看,第昔加的《單車竊賊》,是一流的電影,還有維斯康堤的電影,簡直教我著迷不已。我去巴黎,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看電影,還有美術作品,畢竟,巴黎是藝術之都。我在此地重看了多部老電影,記得,有一家小戲院,就在近「索邦」附近,每周總有一天專門播放《四百擊》,不管票房,風雨不改。我的法文水平有限,電影沒有英文字幕,對白也不是全懂,所以只能靠畫面猜度。

 

:教師的工作很忙碌,您是怎麼開始寫專欄的?

:自巴黎返港,我重回教師的崗位,有一位編輯朋友,在報章編校園版,她邀請我供稿,寫旅法的見聞感思,對象是學生,那我就寫起專欄來,每星期兩篇。教師的工作很忙,那時候通訊又不方便,我只好利用周末假期,勤寫稿子,然後將稿件寄過去。那位編輯後來不幹了,專欄也停了下來,直至《華僑日報》的編輯找我,我又開始繼續寫下去。由於專欄字數有限,所以,我每篇稿子均要改三、四遍,刪削枝節,盡量在六、七百字內,表達完整的意思。

 

:後來,您進了教育局,改革中國文學科,為甚麼會走進政府呢?

:在中學任教了十多年,就想有點突破,作出新的嘗試。那時候,我正在修讀中大教育學院的「教育碩士」,念的正是「課程與教學」,而教育署新成立的「課程發展處」,恰巧招聘職員,我想學以致用,便寫信求職。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踏進進教育署,負責兩門預科的課程,「中國文學科」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我的大師兄張秉權,以前他也在中學教中國文學,他告訴我,曾親眼目睹一個學生,考完中國文學科公開試,離開試場後,立刻把三大冊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扔進垃圾箱,那一刻,把他嚇呆了。為甚麼學生對文學史如此深惡痛絕呢?也許是為學生不喜歡硬記死知識。我想,與其讓學生死記李白詩歌的特色,倒不如讓學生多讀幾首李白的詩作,只有文學作品才可以進入學生的生命。此外,也有校長和教師提議,在課程加入創作,讓學生知道創作的過程是怎麼一回事,欣賞作品時,更能體會作家的心境,我相信,創作與賞析往往是互相補足的。新修訂課程把以往「文學史」那一卷廢除,只考「賞析」與「創作」兩張卷,賞析也不只考核範文,而是「以篇帶篇」,同時考核學生對課外篇章的理解。那時候拋出這改革方案,受到很多中國文學科老師反對,他們說,自己從來沒有學過創作,又怎能教學生創作呢?誠然,上一代的中文系不重視創作,香港如是,台灣亦如是,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那一代名家,都是出自外文系,出自中文系的作家好像不多,林文月女士是箇中表表者。幸好,當時,我們的看法也獲得不少中學、大學的老師,以至作家的支持,我們舉辦教師創作培訓課程,導師都是一時俊彥,例如胡燕青、王良和、杜家祁、胡國賢、關夢南、樊善標教新詩;葉輝、許迪鏘、朱少璋教散文;王璞、陳寶珍、陳惠英教小說;張秉權、盧偉力替我們教戲劇。很多參加的老師都是第一次創作,念完課程後,他們認識到創作也有竅門,並非不可教。

 

:近年,您新近出版遊記《走進中亞三國》,為甚麼會有走訪絲路的寫作計劃?

:二○一四年,我離開教育局,去了一趟伊朗旅行,因為不熟悉那邊的情況,所以閱讀了幾本關於伊朗的書,開始對那一帶有了點認識。後來,有機會隨「新亞書院校友會」旅行,由丁新豹博士帶領,走訪烏茲別克。過海關時,等候需時,當時校友會的會長,也是新亞歷史系的大師兄,他叮囑我為校友通訊寫一篇遊記,我一口答應。我旅行時愛寫筆記,每趟旅行,就寫滿了整整一本筆記簿,回來後,又閱讀大量的參考書,於是便開始寫起遊記來。

馮珍今新近出版遊記《走進中亞三國》。(張閱提供)

:這些中亞國家跟中國文化有甚麼聯繫?

:中亞三國跟中國的關係甚深,始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開拓絲綢之路,至唐朝,版圖更達至安西都護府,沿途亦是玄奘取經走過的路途,可與《大唐西域記》相對照,中亞三國到處皆留著中國的痕跡。例如,我到撒馬爾罕,想起成吉成汗的大軍曾攻陷此城,搶掠過後,放火焚城,那是蒙古的遊牧習性所致,他們不會停駐一個地方,把那地方洗劫一空,又去攻打下一座城池。現在,我們旅行時所到的撒馬爾罕,已是一座重建的都城,是帖木兒重建的,就建在蒙古大軍焚毀的舊城區旁,我們在撒馬爾罕,難免憑弔過往,發思古之幽情。又如唐代「安史之亂」,原來安祿山並非姓「安」,「安」是指他來自安國,即現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一帶。隋唐時期,有所謂「昭武九姓」,包括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尋和戊地,他們立國於古絲路之上,世代善於經商。唐代文化較兼容並包,胡人也可來中國任官。元朝時,將人民分為四類,其中「色目人」指的主要就是中亞和西亞的人,到過中亞,可進一步認識他們是何等樣人。其實,中國文化對西域文化固然有所影響,而胡人文化對中國文化衝擊也很大,我正是想把兩種文化的交流互融寫出來。

 

:走訪中亞的過程中,有沒有一兩件事最令你意外的?

: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舉目皆是韓國的電器廣告,流連當地市集,發現有很多賣泡菜的攤檔,這教我感到很驚訝。原來史大林在二次大戰期間,曾下令把蘇聯與朝鮮接壤的朝鮮人,用火車遷徙至中亞一帶,開墾土地,服苦役。蘇聯瓦解,烏茲別克獨立後,在首都的國家歷史博物館,詳細展示了這一段流徙的歷史,而當年,死在途中的朝鮮人,不計其數,境況甚為淒涼。他們的生命力很頑強,在中亞落地生根,有的與本地人通婚,我們在烏茲別克遇見的朝鮮人,可能已是第三代了。現在,南韓的首爾每天皆有專航飛往塔什干,可見兩地商貿往來的頻繁。

 

:千禧之際,余秋雨走了一趟橫跨亞歐之旅,他在遊記《千年一歎》中,已察覺中東恐怖主義的危機,但讀您的《走進中亞三國》,中亞的老百姓倒十分和氣,兩位的考察有點不同。

:我前往當地,純粹是為了旅行,感覺可能不一樣。我曾到伊朗旅遊,政府對旅客服飾的管制非常嚴格,女士必須圍上頭巾,穿長褲或長裙,上衣要長及臀部,頸部、手臂及雙腿不可外露。可是,當地的老百姓也非常友善,在街頭巷尾,我們完全感受不到恐怖氣氛。丁新豹博士曾跟我們提到,凡伊斯蘭勢力所到之處,當地便迅速被同化,為甚麼這個宗教能做到這一點呢?正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課題。

同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亞的國家比較寬鬆一點,他們名義上宗教自由,人民可以選擇信仰基督教、東正教、佛教、拜火教……。旅客更為自由,不用圍上頭巾,還有豬肉可吃。中亞的種族較為複雜,除了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塔吉克人,還有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朝鮮人、中國人及猶太人等,可能正因為文化的多元,所以大家能夠和諧共存也說不定。

 

(二○一八年九月訪問,訪稿經被訪者修訂。訪問者為香港撰稿人。)

 

馮珍今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文學士及教育碩士。曾任教育署課程發展處資深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推動文學教育。現專事文字創作,並兼及創作教學。著有散文集《見雪在巴黎》、《我的學生二三事》、《不一樣的學生》,以及童書《奇幻泡泡與石頭貓》、《中國人的故事:詩人和小說家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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