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成
二○一九年十月十七日，瑞典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教授與世長辭，終年九十五歲。二○○三年初，筆者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曾師從馬先生弟子羅多弼教授，期間也有幸得到馬先生的學業指導。故人仙逝，後輩補記，共同緬懷馬悅然的「悅然」文化歷程。
瑞典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教授。（資料圖片）
一、馬悅然之「閱」
自一九四八年來華學習並開始翻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起，馬悅然就一直奮戰在傳播中國文化的前哨陣地。在長達七十一年的孜孜以求的翻譯人生中，馬悅然任勞任怨地翻譯著自己喜歡的中國作家作品。他在翻譯中涉獵的範圍之廣，令人驚歎：古有《道德經》、《莊子》、柳宗元、辛棄疾、李清照等，中有《水滸傳》《西遊記》、康有為等，近有聞一多、魯迅、毛澤東、沈從文、艾青、郭沫若、老舍、卞之琳等，現有北島、顧城、舒婷、張賢亮、李銳、曹乃謙等。
中國之大，古今之久，作家之多，讓馬先生養成了自己獨特的中國文學品味，譯路精挑細選著適合自己的中國文化食糧，譯久生情，譯格高尚，最終活出了兼具古今中外知識份子的文化風骨與精神追求。
二、馬悅然之「約」
二○一二年十月，莫言獲得了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不僅是莫言的個人榮譽，也是中國人的常年夢想，也是馬悅然先生的譯夢成真。身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中唯一會說漢語的馬先生，對當年莫言的獲獎喜形於色。他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冠軍獎，好的夠資格的作家都有機會獲得這一獎項；中國文學早就應該登上世界文學的舞台」。記得一九八八年，六十四歲的馬先生向諾獎評委會力薦自己喜愛的中國作家沈從文，試圖讓瑞典學院改變諾獎的評審規則，把文學獎頒給去世的沈先生；交涉未果後的馬先生最終哭著離開了辯論會場。對馬先生而言，文化的傳承，似乎沒有了國界。他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早已融入血液，發自肺腑，傳承與推廣中國文化，已成了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天職。
與中國作家的相識相知，不論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還是在現實的交互中，只要相互確認過眼神，馬先生就會老老實實地坐下來翻譯，開始真正把握與理解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故知與新交。通過翻譯自己喜歡的中國作家作品，馬先生讓更多的西方讀者有機會分享自己的喜悅與發現：那些開闢文學新領域的作家，那些有獨創精神而又別出心裁的作家，還有名氣不大又被人遺忘的優秀作家……只要作品的文學價值足夠優秀，它們都成了馬先生刻意打撈與挖掘的對象！在文學作品的世界裏，有人看到了經濟，有人看到了政治，有人看到了歷史，有人看到了現實，有人看到了人性……千人千面，文學幻化，馬先生都予以尊重，少有爭辯，深知沒有代溝就沒有進步；始終沉潛於自己的漢語研究之約，漸漸在漢學家的圈子裏有了「重義氣、講感情、超脫智慧」的中國式美譽！
三、馬悅然之「曰」
做了一輩子翻譯的馬先生，對於翻譯肯定有話要說。譯理，馬曰：一、翻譯就要選擇文學性高的作品來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扮演多種角色；翻譯一個文本，本質上就是翻譯一種文化。二、譯者從其翻譯動機上可分為三類：作為職業的譯者、作為業餘愛好的譯者以及集作家或詩人於一身的譯者。三、譯者需要重視原文中有意義的形式，要考慮到譯文讀者的閱讀需求與期待。四、 從一種文化語境被轉譯到另一種文化語境時，文字本身可能會遭到讀者的嚴重誤解。在一種語言中存在的範疇或概念可能在另一語言中並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其表達方式卻並不一樣。五、面對不可譯的魔咒，翻譯是勇敢者的遊戲；只有能力超群、富有獻身精神的譯者才能跨越鴻溝與障礙。跨越文化的邊界，移植另一種文化，需要譯者的勇氣和膽識。六、譯者具有多重的角色，他要有奴隸式的克己奉獻的匠人精神，也要有演員的高超模仿能力，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原作者和原作品，要有克己自律的精神和意識，不能放任自己的創作欲望，要有逢水搭橋的開路先鋒意識，還要有成人之美的寬廣心胸。七、只有越過了語言障礙，譯者的閱讀經驗才能分享，才會促進多元文學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豐富。
對馬悅然而言，翻譯是一項因愛而起的工作。一個翻譯家要對得起原文的作者，也要對得起他的譯文讀者。譯者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意義以及附著在原文形式和原文結構上的意義。翻譯模式，因人而異。一、譯前可通讀原文數遍，感受原文語言及行文特點，圈出文中翻譯難點，確定相應的翻譯對策。通讀全文時，可將原文默讀出來，體察原作者的聲音與在場。如能跟上原作的呼吸，並與原文的聲音保持協調一致，譯作可成也。二、也可邊看邊譯，譯路充滿驚喜和意外。馬先生認為，譯者在譯文中應盡力傳達原文中偏離語言常規的獨創之處，切忌任意刪減原作，添加原文沒有的譯者私貨。
令我輩譯者驕傲的是，依馬悅然之曰，翻譯工作也是一種學術，都是尋找真理之美，滿足自己的求知興趣。譯者之魅，好似作者附體，共同完成前世註定的文字會面。
四、馬悅然之「越」
文學翻譯，文化溝通，離不開文化的跨越與文字的超越。而馬悅然之「越」，可謂多也！初到中國的馬悅然，成了別人眼中的「馬洋人」；自己最初的漢語姓名是「馬可漢」，意欲師承高本漢，而「馬可汗」的演繹，則是心懷大志的顯露。隨後，這位「馬洋人」被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聞宥教授賜教贈名：馬悅然。古人云，賜人好名，造福一生。名字的更換，使得馬悅然開啟了不一樣的譯國人生。他不僅在中國收穫了自己的悅然漢名，而且還收穫了自己的甜蜜愛情。
馬悅然的結髮之妻是著名教育家陳行可與劉克莊的二女兒陳甯祖。馬悅然曾租住陳家的可莊寓所長達七個月，曾受託輔導甯祖學習英語。一九五○年七月初，馬悅然學習期滿，要離川遠赴香港，甯祖在臨別家宴上的一曲《在那遙遠的地方》，緊緊地拴住了「馬可汗」的心。兩個月之後，九月二十日，才子佳人的故事從書中走進了現實，兩人在香港相會成婚，開啟了長達四十六年的美滿婚姻。這次的跨越是一次幸福美好的跨國婚姻。
美麗的漢語，地道的四川話，醇香的茅台酒，叼在嘴上的煙斗，外加美麗的漢服對襟長褂，馬悅然的這一身行頭，儼然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標配，轉身華麗，他又完成了生活方式的又一次跨越……
二○○五年，帶領自己的兒子、兒媳、孫兒、孫女，這位年近八十二歲的中國女婿回成都祭拜妻子甯祖的父母。他們按照中國人的舊禮祭拜先祖，磕頭跪拜，完成了親人多年的期盼，稀釋了自己的別樣鄉愁。歸去來兮，馬悅然又完成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親身確認。
洋裝有時穿在身，馬老依然裝著中國心。有了馬老的對襟長褂，有了馬老的勤奮譯耕，有了馬老的多次跨越，中國文化才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與重視。
作者（右）訪馬悅然教授並留影。（作者提供）
五、馬悅然之「悅」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馬悅然之悅的爆點。他說：「我高興一個鄉巴佬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尤其是一個中國的鄉巴佬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更高興。」同樣的貧困出身，馬悅然在讀大學時也曾一貧如洗。惺惺相惜，語言天才愛上了天才作家。
馬悅然，一九二四年生，二○一九年卒，曾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漢學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歐洲漢學協會會長、著名漢學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也是諾貝爾獎評委中唯一深諳中國文化、精通漢語的漢學家。現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榮休講座教授。馬悅然教授曾於歐洲及澳洲多所著名大學教授中文與文學翻譯，長達四十年之久，畢生致力於漢學研究和提升中國文學的國際地位。馬先生曾經帶領北歐漢學實現了兩大轉向：一是從語言文字到文學文化的轉型，走出了純粹的解決知識之謎的藩籬。二是從古代經典到現當代作家作品的轉向，開始以文化相互滲透為特色的新型漢學研究……馬悅然之「悅」，由此可見一斑。
二○○三年初，我以北大交流博士生身份訪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師從馬悅然先生的弟子羅多弼教授。當時我的辦公室就在中文系的二樓。去辦公室要麼穿過會議室的門，要麼穿過馬先生的辦公室，二選一，我往往是走老馬的通道，美其名曰：老馬識圖。我先翻翻老人的辦公室藏書。令人驚訝的是，辦公區的辦公室都可以用自己的鑰匙打開門，可隨意進出，而辦公樓的設備，比如電腦、印表機、圖書等都可流通借閱。隨意進出別人的辦公室，最初在我看來，是多麼的不可思議，以至於我現在想起來，心裏還忐忑，有絲絲偷窺之不安。
每次樓下見到馬先生，都見他手上拿著很多郵來的作者贈書，我想伸手幫忙拎著，老馬用他有力的手舉了舉手中的書，忙說：謝謝繼成，不用幫我，我拿得動！上到二樓辦公室，翻閱完畢，老馬就來敲我門：繼成，你來看看，有喜歡的就拿去看！
到達斯大月餘，老羅給我張羅了斯大的一批教授和博士生，來聽我的研究計畫報告會：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的文化翻譯活動考察。當時老馬也專門前來助陣，還給我提了好多建議。後來，他還推薦我去奧斯陸大學參加北歐漢學國際會議，管吃管住，還有補助，感覺做點學問，很有範兒。現在想起十五年前的這次相遇，心裏依然十分溫暖，感恩馬老，悅然之心，戚戚然！
續房馬太太陳文芬說：他是活著死的，沒有痛苦，很平靜，飛到了天堂。讀到這裏，我好像看到了馬教授的悅然得願而去。是啊，在馬先生的不懈努力和身體力行下，中國的文學登上了世界文學的舞台，中國文化也登上了世界文化的舞台。
綜上，馬悅然的閱約曰越悅，可謂悅理鮮明，人生圓滿。這位貌似外國人的中國女婿，終於宏願得暢，位列仙班。想像著已到天堂的馬教授，可能忙著招呼著各位先賢同道，有條不紊地預約著與蘇軾的小聚、李白的小敘、杜甫的暢談……
最後，作為晚輩的我，由衷地道一聲：謝謝您！由於您的不懈努力，中國人民多了許多的友誼！中國文化增添了不同的詮釋！
孫繼成簡介：
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