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內地作家
勢利，是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其實也是歷史的一大秘密。很多後發展國家一旦勢利，就難免自卑，就有軟骨病。如當年日本等國爭相「脫亞入歐」，恨不能自己換一塊皮，換一身血，不願同黃臉的窮親戚、窮鄰居攪在一塊，不就是這樣麼？
一個鄉下老農都可能看清的這一點，倒可能被很多學術精英說得不知所云。當然，勢利也會變形，也有狂暴版，如《紅樓夢》裏的焦大沒混成老爺，沒攀上豪門，氣得噴血叫罵，其實也罵出了自己的心虛氣短——某些極端民族主義的撒嬌或耍橫，不也是這樣？
魯迅先生的最可敬之處是不勢利。他雖有過啟蒙主義激進派的胎記，刻薄過中醫、京劇、漢字等，但他既同右派的「老爺」過不去，也同左派的「棍子」過不去；既撻伐腐朽的「辮子軍」，也憎惡時髦的「西崽」——常勢單力薄地四面迎敵，鬧得一天天橫眉冷對，活得不怎麼優雅和閒適。但他對被壓迫的群體從無惡相，對筆下的農民、女傭、車夫、義俠等充滿悲憫，字裏行間流淌著「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腔熱血。因此，他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靈魂式和旗幟式的人物，其不勢利，或說「硬骨頭精神」，就是最大的理由——這是一個國家極貧、極弱、極亂之際最可貴的精神遺產。
台灣作家陳映真是從魯迅讀本進入文學的，對底層小人物的關切、同情、觀察、表現構成了他寫作的基本動力，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脈薪傳。《麵攤》裏的傷痛，《我的弟弟康雄》裏的憂患，《將軍族》裏的淒美和悲壯……與其他不少台灣作品一道，曾在一九八○年代的內地不脛而走。魯迅式的眼界和筆法，通過陳映真及其同道在台灣落地生根，傳承文學的忠直和溫暖，包括推動了「鄉土文學」的興起。
台灣作家陳映真。（資料圖片）
我是在內地「尋根文學」論爭以後，才知道台灣「鄉土文學」的，並產生了好奇。但「尋根」與「鄉土」也許初衷相近，卻境遇分殊：「鄉土文學」所對位的「西方現代主義」，在台灣一度強勢，甚至具有官方威權背景；而「尋根文學」卻與「西方現代主義」不無交集，在某些老派人眼裏甚至是一夥共犯，須一併打擊。到後來，遇上台灣的統獨議題升溫，「鄉土文學」突然被綠營拉抬行情，「鄉土」幾成「台灣」的同義詞，以推動「去中國化」的話語建倉。「尋根文學」卻以整個西方文明為對話者，背靠中國的傳統和現實，恰恰有「再中國化」的意味，卻可能為台灣某些獨派文人不爽，至少是找不到感覺。
從根本上說，文學其實不宜分派，一旦抱團、列隊、升旗、齊步走，就可能閒事多於正事。因此「鄉土」也好，「尋根」也好，不過是意味著一種眼光向下的態度，一種扎根本土的努力，包括各別有異的努力，一開始就成不了派。將其納入政治解讀，不論是「去中國化」還是「再中國化」，都可能誇大其詞，是局外人想多了。換句話說，文學從來都是多面體，是多解方程式，與單向的政治讀解總有一定距離。因此，陳映真以其一九七○至一九九○年代的創作和論辯，既反對政治打壓，也防止政治劫持，在我看來正是堅守了「鄉土文學」的原道和大道，表現出文學家的獨立品格。
他主編《人間》雜誌，一九八○年代轉載過我的《爸爸爸》，是我與他的第一次聯繫。據我所知，他曾熱心幫助很多內地作家在台灣發表作品，也極力向內地推介台灣作家，頻繁來往於兩岸，顯示出一貫的中華視野，與某些台灣同行大有區別——我就遇到過這樣一位姐們，當時她用熟練無比的漢語向我嚷嚷：「中國在哪裏？中國是什麼？……」其實，我深知族群關係後伏有複雜的歷史差異、文化差異、制度差異、利益差異等，對台灣人的自尊和自主願望深為敬重。但一個從早到晚飆漢語和刷漢語的傢伙，佯裝不知「中國」，大概算不上聰明，更算不上誠實。
與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不同，中華文明是幾千年來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南亞、西亞、東南亞、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不同，中國是世界上極少數避免了西方列強殖民或佔領（除台灣、香港等少許局部）的地理區塊之一，且歷經近兩百年的衰弱，正以蓬勃活力重返世界舞台。這是一個遠未完成的大故事。顯然，清王朝、國民黨、共產黨等，只有放在這個歷史大框架裏才能得到恰當評估。相關的制度與人性、傳統與時尚、得失與恩怨、學問與生計，也只有放在這一個歷史大框架裏，才有更清晰的方位感的辨識度。這好比同行旅伴可以互有區別和互不買帳，但迷失旅行目的地最為要命。
在這個意義上，陳映真跳出「冷戰」和「內戰」的思維模式，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旅者，一個文化的遠行人。在我與他的交談中，他強烈反對「台獨」，但也不吝批評內地的積弊亂相；他既熱情期待兩岸交流與融合，卻也警惕某些「詐統」以圖「吃統」的投機自肥……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我感覺自己重逢了《麵攤》裏的少年陳映真，感觸到他對故國家園的深長牽掛。
「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誌著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在電腦部門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著，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
這一段有關廠區工帽的動情描寫，很容易讓人想起馬克思的《資本論》。很久以來，「世界」似乎只是富國都市的別稱，並不包括閃閃摩天大樓之外「沉默的多數」，不包括滿世界黑壓壓的黑領、藍領、下層白領。陳映真寫作《華盛頓大樓》這一系列，一頭紮入邊緣群體，對跨國資本展開觀察與批判，實為罕見異數。時值美國版的現代化和全球化蔚為大勢，幾乎被兩岸主流知識精英奉為救世福音，爭相以貼牌西裝、散裝英語、哈佛學歷向資本主義熱烈致敬——陳映真卻逆勢而行，單槍匹馬，慨然出手，長驅直入，在華語文學界無疑具有破題和先聲的意義。這種底層關切正是他家國情懷的底蘊，或者也可說他的家國情懷，正是這種底層關切的延伸。
陳映真作品《華盛頓大樓》。（資料圖片）
我也坦白地向他說過，從小說美學的角度看，《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完成度還不太夠。好的小說，應該像陳釀，有包漿，來自長久的蘊積或揣摩。但阻擊跨國資本的全球化，在一九八○年代完全是一場應急的遭遇戰，難免匆忙，難免倉促，難免因陋就簡。當時的陳映真更像一個思想家，並不在乎自己的文人身份：兩事相權只能取其急。進一步說，「陳映真」式的追問肯定還包括：回到馬克思，並不意味著要把二十一世紀要過成十九世紀。時代畢竟大變了。在階級分析維度之外，也許還需要民族、宗教、行業、性別、生態、文化等更多維度，需要對當下生活的複雜性表現出更多審慎和敏銳？把馬克思當作認識的終點，當作現實難題的唯一解，是否正是對馬克思的辜負？凡此等等，都為兩岸文學預留了更大空間，對作家們構成了重大挑戰。
兩岸分隔已久。據說不同地域、時代、族群、制度裏的文化，相互溝通起來相當困難。這當然是一部分事實。有意思的是，儘管有差異，陳映真於我而言卻從不難懂，甚至常給我一種熟悉感，就像我的鄰居、我的同桌、我的同事、我的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