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我從幼便喜歡文學。我小學、中學時期都住在西營盤一帶，附近的高街有一個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裏邊有關新文學作家的書幾乎全部都被我借閱，我幾乎讀遍全部巴金作品。
潘耀明先生講座上訴說「我自己背後的故事」。（本會資料室）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我在一家報紙――《正午報》當記者，當時曹聚仁在《正午報》寫專欄。每天下午他來《正午報》寫稿，很喜歡與我們一班年青人「吹水」。他是一個詼諧的人，年紀不少，心態卻很年輕。他一本正經告訴我們，他一天要趕三場：一、跑馬場――大清早到跑馬地看晨操；二、菜市場――親自到街市買菜，自己炒幾味撚手小菜；三、舞場――跳舞作樂。
我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倒是在我們報館的收郵件欄上，經常看到舞廳或夜總會給他寄的宣傳單張。
除了以上半開玩笑的調侃外，曹聚仁學富五車，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學者、名作家。我們到過他在大坑一幢唐樓居所探訪過他，只見所有空間都被書籍填滿了――床上、床底、走廊，甚至洗手間、廚房都堆滿書，大有書滿之患，十分湫隘。
他卻不以為然，笑對我們說，唯其這樣，走到那裏，都可以手到書來，方便時就更方便了，令我們哭笑不得。
我們管稱他曹老師，他說不必稱師道弟，你們管叫我「糟老頭」――曹老頭的諧音就是了。
雖然他有話在先，我們誰也不敢叫他「糟老頭」，反而覺得他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更打從心裏敬佩他。
這是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其實他還有另外乏人知道的一面。
尋常他玩笑開過後，一臉肅穆莊容對我們說，你們都是文藝青年，最好趁年輕選定志向，給自己選一些文化課題，下點苦功夫，日積月累，將來肯定會有所成。
我把他的話聽進去了。因長期涉獵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作品，對這些相關作家開始關注了。
那是沒有電腦的年代，我在客廳的靠牆的地方造了一排排抽屜，活像中藥舖的藥櫃一樣，每個抽屜貼上作家名字的標籤，開始收集這些作家的資料，包括剪報、影印、閱讀作品的心得卡片。
之前我所能蒐集的各種資料是從報上、出版物獲得的，可以說，都是死資料。就算有疑問，也無從求證，因為這些作家在文革期間都在人間被消失了。
在那個年代，所有這些作家相關的資料，都是從已出版的刊物上取得、互相轉引的，所謂一家錯，家家錯。
待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這些作家經歷了二十年的沉寂，才像「出土文物」──一個個從地下冒出來了。
我那個時候，先是在《海洋文藝》做執行編輯，主編吳其敏先生很想邀請復出的名作家寫稿，我自告奮勇，開始與這些作家聯繫，一旦到內地參加文學活動，便抽空去探望或訪問這些作家，順便把之前一些解不開的謎團向這些作家求證。這就是我後來出版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正、續篇，共五十萬字）的一些成果。後來在香港三聯書店當編輯部主管，因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現代中國作家選集叢書》及與北京三聯書店合作出版《回憶與隨想叢書》，與現代中國作家有更多的聯繫，如巴金的《隨想錄》及《創作回憶錄》繁體字版，還有俞平伯、茅盾、趙清閣、蕭乾、卞之琳、臧克家、老舍等人作品，都是由我們出繁體字版。
二○二一年十一月六日潘耀明先生在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講座現場為讀者簽書。（本會資料室）
中國大陸剛開放，物資匱乏，這些作家有些生活用品也短缺，我常常為他們捎一些物品帶過去，如放大鏡、錄音機、咖啡、香煙，保健食品如西洋參，甚至醫療器械，如蕭乾患了腎病，動了手術，要在體外排尿所需的尿袋，我都為他們購買，或郵寄、或親自帶給他們。
通過以上的交往，很多後來變成了忘年交，甚至可以做到無話不講，因為多年深入交往，對他們的風骨和對文學的熱誠，更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在生命最燦爛的年華都耗在批鬥、勞改、寫自我檢討上，一旦可以重新執筆，每個人都重新埋頭寫作，爭分奪秒，錢鍾書重新校勘《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等巨著，俞平伯重新投入《紅樓夢》研究，巴金寫出擲地有聲的《隨想錄》，蕭乾掛著尿袋，與夫人文潔若全力搬動大山――翻譯天書《尤利西斯》……。
他們都想窮餘生之年，把過去被虛耗的時間掙回來，換言之，他們都是在拚力與時間競賽的人。
更準確地說，他們都是用生命寫作的人，其精神境界、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彌高。
我在跟他們近半世紀的交往中，積累近千件手稿及書信。近年我開始整理這些書信和手稿，發現其中兼有不少少人聞問的文史資料，我在二○一一年把整理好的一百多件手跡先後在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做展覽，反應很熱烈，之後我希望能陸續整理成文字出版，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添磚加瓦。這就是這一本《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出版的原由。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想藉此拋磚引玉。
二○二一年十一月六日
（本文為「用生命寫作的人──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講座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