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華、林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學別不同」系列第二講——《窮巷》．「激情」——從編與寫看本土小說的變化，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商務印書館尖沙嘴圖書中心舉行，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特地邀請了馮偉才、顏純鈎和譚以諾為講者，並由吳美筠擔任主持，以編輯與作家的角度，從侶倫的《窮巷》說起，討論香港本土小說的發展。
馮偉才先從大脈絡去看香港的本土文學：「由一九二七年魯迅帶動香港文化運動，在這之前香港已有文學活動，一些雜誌偶有刊登文學的作品。侶倫是香港文學研究者必看的作家，是土生土長的作家。」
講者（左起）馮偉才、譚以諾、顏純鈎合照。（李顯華攝）
侶倫與香港本土文學
侶倫受新文學運動的薰陶，其創作的過程與中國現代文學一脈相承。五四之後，西方的文學創作方法傳入，侶倫初出道時，創作的小說一如當時上海的洋場小說，以才子佳人為題，故事中有不少激情的內容與哀怨纏綿的情節，馮偉才認為雖然侶倫在小說中加入了洋人的角色，令其作品有別他人，但風格始終沿襲上海的新感覺派。在探討香港文學的源流時，中國現代文學是十分重要的，馮偉才說：「不論香港的文學如何『本土』，怎樣自成一格，基本上與華語寫作的傳統是不可分割的。」如侶倫這些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文學創作的軌迹是從白話文運動開始。馮偉才認為：「當我們談及『本土』時，要思考其源流，全世界的『本土』都有源流，不能與其母體（華文寫作）分開。」儘管現在的香港文學有特別的取態，但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是不可分割的。
另外，馮偉才指出每當香港文學有生機時，都與內地作家來港有關，即現在所說的南來作家。他說：「魯迅一九二七年來香港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左聯的安排，是左翼的文學活動。一九二六年廣州曾有『清共』的行動，一群左翼的作家便來到香港，舉辦一些文學活動。」到了三十年代，為逃避日本的侵略，又有一批新的南來作家。四十年代，中國內戰時期亦有很多作家來港，形成了五十年代香港文壇的新局面。因此，在討論香港本土文學的發展時，不可忽略這些文學史中的紐帶關係。
「如果侶倫當時在上海，應該是個成就頗大的作家，因為作家的成就除了作品，還要看他的際遇及整個文壇的狀態。三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地位不高，加上內地作家蓋過香港作家，造成不太公平的狀況。」馮偉才說。侶倫初期受新感覺的洋場小說影響，後來經歷了國內抗戰，接觸左翼思潮後，使他改變了寫作風格。回港後，他寫的《窮巷》便是描寫香港社會百廢待興的慘況，透過小說人物讓讀者看到當時社會真實的面貌。對低下階層的關懷，是左翼思潮的一部分，故此書受到左翼評論家的讚美，而其早期的作品則受到批評。侶倫因四十年代的文學評論而受到關注，但到了五十年代，很多留學美國的人回港，「美元文化」進入香港，改變了文學評論的風格，大陸和香港自此有不同的文學取態。馮偉才表示：「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推崇現實主義，否定了現代主義，認為現代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潮，一些現代主義的作家因在內地沒有創作空間而到了香港。如《文藝新潮》的馬朗，他來港以後引入歐洲的文學潮流，推動新的文學風氣，當中大多是現代主義，使香港文學批評的風格有所不同。」故當時文壇認為《窮巷》是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品，缺少文學性，這一類的作家被標籤為左派，只能成為次一級的作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開始關心本土文學，香港文學的研究者開始研究侶倫這一類作家，認為他們能夠代表香港。從這些文學評價中，可以看出香港的文學有很多可探討的角度，如本土性、文學性及其價值定位。
編輯眼中的本土傳承
接著，顏純鈎以南來作家及編輯的身份分享對本土小說的看法。顏純鈎與馮偉才早有淵源，他說：「南來之後，發覺香港可自由創作，可以實踐自己的理想，早上在《晶報》工作，晚上看書和創作。」他把自己的一些散文詩投稿至馮偉才當編輯的《新晚報》文藝版「星海」，亦參加文藝版的徵文，不但作品被刊登了，後來馮偉才更派記者採訪顏純鈎。「一個沒有名氣的作者能有這樣的機會，真的很受鼓舞，對比當時大陸對投稿人的嚴格審查，包括家庭背景、政治審查，香港是很公平的。」顏純鈎認為對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香港是一個好地方。顏純鈎在天地出版社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主要是編輯文學書。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他編了很多內地作家的作品，如賈平凹、王安憶等。顏純鈎認為：「這些作品頗為暢銷，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間接的影響。」
「幾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發展，大概可以分為幾代人。」他認為侶倫、劉以鬯、葉靈鳳等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都是南來的。在這之後，西西、也斯等這一輩，一半是土生土長、一半是從內地來。然後是黃碧雲、董啟章等，接著是韓麗珠、謝曉虹等。顏純鈎認為：「每一代的風格不同，如侶倫這一代大部分是現實主義，雖然也有一些新感覺派的作家，但並不是主流。」至於西西、也斯這一代，他認為是受現代派與劉以鬯的影響，開始運用意識流寫作。至於黃碧雲一輩則存在不同風格，顏純鈎憶述當年初看黃碧雲小說時的驚訝，認為她有特別的人生觀，作品運用少許西方的小說技巧，更有個人的實驗。而董啟章有很多實驗性的現代派寫法，同期也有一些作家是以現實主義創作。韓麗珠、謝曉虹這一輩則是多運用現代派寫作手法。他說：「從每一輩作家的更替，可以看出香港文學脈絡。相對於大陸和台灣，香港現代派的發展比較蓬勃。」
顏純鈎指出文學評論與創作有著共生關係，文學評論除了品評作品外，還評論新的文學思潮、時事，發掘作品內新的表現手法。創作者多看文學評論的文章，可以知悉新的思潮，以吸收其創作技巧，運用這些新概念、新手法，便是文壇上的「先鋒」。「先鋒」及「傳統」素來都有爭議，顏純鈎認為每個地方的創作不可缺少「先鋒」，他認為：「整個文學創作定會被『先鋒』帶著走，『傳統』是主力軍，佔最多數，但不能停滯不前，保守的會逐漸被淘汰。」然而，顏純鈎覺得「先鋒」也不可取代主力軍，因為文學不能脫離當下的文壇風氣、社會與讀者。
多位文學愛好者聆聽香港本土小說的發展。（李顯華攝）
對照鄉土與尋根
最後，譚以諾以評論人和創作者的角色討論本土的文學。他指出每個年代，文壇討論香港文學的重點都有不同的側重點、關注點，有時會著重關注南來作家，近年重點討論本土的創作。譚以諾說：「暫時發掘到『本土』文學的起點，是也斯在討論本地的詩時運用到『本土』這字眼，而當時參與討論的作家是余光中。」他指余光中提出的是古典現代化，而也斯則提倡生活化、社會化。小說方面，譚以諾認為香港作家很多傾向實驗性、現代派，這漸漸成為香港本土小說的發展。他說：「文學的發展很多時與政治、歷史有關。」譚以諾對照台灣和大陸，台灣七十年代出現鄉土文學，也就是台灣的本土意識，他們反對並攻擊現代派的文學，成為了特有「鄉土式現實主義」，而這種風格也等同了台灣的本土文學；而大陸在文革之後，出現了傷痕文學，目的是「尋根」，雖然受到「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不是傳統的現實主義，但依然在現實派脈絡下發展。
而香港卻有很大的不同。譚以諾回應馮偉才談論侶倫及上海新感覺派的關係，引用李歐梵所說的「雙城關係」，指出上海三十年代的「都市現代性」，如電影、咖啡廳、舞池、賽馬、明星等等的文化，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便移植到香港，一些南來作家不能接受左翼寫作，便把上海的新感覺派帶來香港。譚以諾說道：「香港承繼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侶倫一些作品如Piano Day，便是沿襲這種描繪都市男女關係的主題，可看出當時與西方文化的接軌，承繼了現代派的脈絡。
近年，「本土」二字為政治所用，其實早在七八十年代已在文學界出現。現今對「本土」的定義眾說紛紜，也許是對應地域、作家，或是對於作品內容而言。追溯本土文學的源流可遠至二三十年代的現代文學，經過發展、延伸、變化而成。當下香港文學的果實，是昔日種植的成果，也是未來的種子。
（本文轉載自二○一六年五月二日《明報．明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