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
最近幾個月陶然在《大公報》、《文匯報》、《香港文學》等發表的文章，好像比從前更多了。他向來寫遊記，多半是到某地開會後便觀光，喜歡與文友喝咖啡聊天，似乎這樣最為陶然自得。他在《文匯報》逢週一見報的專欄《昨日紀》，多個月來記述的則是與文友的交往，蘇童、王安憶、白先勇等等都寫過。突然，三月九日傳來陶然因病去世的消息，這實在使人驚訝惋惜。
近年在香港作家聯會的聚會所見，身為執行會長的陶然，講話時有其本色的平緩輕柔。每逢介紹主講嘉賓的時候，他總是拿著紙條照著讀，一板一眼不動神色，看來他不在精神抖擻活力充沛的狀態。他多產，出版過大量的小說和散文集，又擔任《香港文學》主編十多年，文字工作十分辛勞。數個月前他卸下《香港文學》總編輯的重任，擔子輕了，應該較為閒適陶然了吧，卻為甚麼這樣快就離開了文壇、離開了人間？三月十一日《昨日紀》專欄寫的是作家兼畫家的黎翠華。該文末尾有編輯按語，謂陶然尚有「多篇遺作，仍將陸續在本欄刊登」。看來陶然已寫就多篇作家交往記述，準備又出版一本文集了。
作家憑一支筆或一盤鍵，就建成了寫作工廠，能夠多產就多產，好像無形中在比賽誰「著作等身」甚至「著作超等身」。每年世界各地用中文撰寫、出版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共有三四十萬種；管你寫的是佳作是庸篇，產品其實都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然而，作家就是有這種多產更多產的慾念。寫作是苦是樂，何時何者苦，何時何者樂，不能一概而論；然而，除非作者不求精進、不求精美，有誰寫作是不用「絞腦汁」的？何況作者敍事立言，常有文學以外的複雜因素要顧及，寫作不辛苦嗎？
二○一八年三月四日，陶然先生（右）和潘耀明先生（左）一起致送紀念品給在香港作聯春節聯歡會上主講「余光中的文學成就」的黃維樑教授（中）。（作者提供）
李元洛是陶然北京師範大學的學長，學弟辭世，他表示哀傷。我對他說：「寫作辛苦啊，君不聞唐朝詩人李賀騎驢覓句，母親不忍兒子苦吟，嘆息說：兒子呀兒子，是不是要等到你嘔出心血，才不再吟詠呢？」精於詩學的元洛兄，其實不用我多說；不過我感觸深，於是又道：「余光中有文章題為〈何以解憂〉，提出解憂五策，而寫詩寫文章，不在五策之內。」我還想嘮叨指出，《文心雕龍》列舉多個實例，極言寫作之苦：「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基督教的《聖經》則早有這樣的話語：「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連讀書都令人疲倦，著書怎不辛苦？陶然遽逝，我與文友交談，心血來潮用了兩句話表示感懷：「寫作向來辛苦，息勞自此陶然。」
陶然主編《香港文學》十多年，他常在〈編者語〉裏感嘆商業社會文學處境艱難，但他兢兢業業，畢竟年年難過年年過。我家裏堆疊的這份期刊，說明陶然辛勤的業績已堆高如山。任何主編選稿刊稿，都難免有「厚此薄彼」之譏；多譏少譏，只是因人而異而已。陶然著編的書多，近乎等身；向來對其書寫的評論也纍積了很多萬言，其好友曹惠民教授多年前就為他編印過評論集。我也評論過他的作品：其〈冬夜〉是他在香港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我析論其情其采；拙文刊於梅子主編的《城市文藝》，後來收入我的《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論者謂陶然的小說，有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冬夜〉這篇「處女作」可說定下了這個寫實的調子。他的小說長中短篇都有，還有極短篇。是了，他的一個極短篇，寫一商業機構主管退休後無所事事，十分懷念從前掌權的風光歲月；大發牢騷之餘，決定向妻子發號施令：妻子每天購物的單據，必須由他簽名認可。
陶然從《香港文學》的職位退下來，應該覺得少了負擔、較為閒適才是。據我觀察，退休後陶然的寫作好像更多了。文友為這位作家兼編輯的遽然離世而難過；寫作與編輯都是辛苦的，對他本人而言，現在息勞了，息勞自此陶然。
（本文轉載自《香港文學》二○一九年四月號）
黃維樑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1976年起任教於大學，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美國、台灣、大陸、澳門多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先後任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及四川大學客席講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壯麗──余光中論》、《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餘種，編著書籍多種。歷任香港內外多個文學團體主席或顧問。曾獲多個文學獎、翻譯獎，作品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中學、大學語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