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勞自此陶然

黃維樑

最近幾個月陶然在《大公報》、《文匯報》、《香港文學》等發表的文章,好像比從前更多了。他向來寫遊記,多半是到某地開會後便觀光,喜歡與文友喝咖啡聊天,似乎這樣最為陶然自得。他在《文匯報》逢週一見報的專欄《昨日紀》,多個月來記述的則是與文友的交往,蘇童、王安憶、白先勇等等都寫過。突然,三月九日傳來陶然因病去世的消息,這實在使人驚訝惋惜。
近年在香港作家聯會的聚會所見,身為執行會長的陶然,講話時有其本色的平緩輕柔。每逢介紹主講嘉賓的時候,他總是拿著紙條照著讀,一板一眼不動神色,看來他不在精神抖擻活力充沛的狀態。他多產,出版過大量的小說和散文集,又擔任《香港文學》主編十多年,文字工作十分辛勞。數個月前他卸下《香港文學》總編輯的重任,擔子輕了,應該較為閒適陶然了吧,卻為甚麼這樣快就離開了文壇、離開了人間?三月十一日《昨日紀》專欄寫的是作家兼畫家的黎翠華。該文末尾有編輯按語,謂陶然尚有「多篇遺作,仍將陸續在本欄刊登」。看來陶然已寫就多篇作家交往記述,準備又出版一本文集了。
作家憑一支筆或一盤鍵,就建成了寫作工廠,能夠多產就多產,好像無形中在比賽誰「著作等身」甚至「著作超等身」。每年世界各地用中文撰寫、出版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共有三四十萬種;管你寫的是佳作是庸篇,產品其實都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然而,作家就是有這種多產更多產的慾念。寫作是苦是樂,何時何者苦,何時何者樂,不能一概而論;然而,除非作者不求精進、不求精美,有誰寫作是不用「絞腦汁」的?何況作者敍事立言,常有文學以外的複雜因素要顧及,寫作不辛苦嗎?

二○一八年三月四日,陶然先生(右)和潘耀明先生(左)一起致送紀念品給在香港作聯春節聯歡會上主講「余光中的文學成就」的黃維樑教授(中)。(作者提供)

李元洛是陶然北京師範大學的學長,學弟辭世,他表示哀傷。我對他說:「寫作辛苦啊,君不聞唐朝詩人李賀騎驢覓句,母親不忍兒子苦吟,嘆息說:兒子呀兒子,是不是要等到你嘔出心血,才不再吟詠呢?」精於詩學的元洛兄,其實不用我多說;不過我感觸深,於是又道:「余光中有文章題為〈何以解憂〉,提出解憂五策,而寫詩寫文章,不在五策之內。」我還想嘮叨指出,《文心雕龍》列舉多個實例,極言寫作之苦:「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基督教的《聖經》則早有這樣的話語:「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連讀書都令人疲倦,著書怎不辛苦?陶然遽逝,我與文友交談,心血來潮用了兩句話表示感懷:「寫作向來辛苦,息勞自此陶然。」
陶然主編《香港文學》十多年,他常在〈編者語〉裏感嘆商業社會文學處境艱難,但他兢兢業業,畢竟年年難過年年過。我家裏堆疊的這份期刊,說明陶然辛勤的業績已堆高如山。任何主編選稿刊稿,都難免有「厚此薄彼」之譏;多譏少譏,只是因人而異而已。陶然著編的書多,近乎等身;向來對其書寫的評論也纍積了很多萬言,其好友曹惠民教授多年前就為他編印過評論集。我也評論過他的作品:其〈冬夜〉是他在香港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我析論其情其采;拙文刊於梅子主編的《城市文藝》,後來收入我的《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論者謂陶然的小說,有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冬夜〉這篇「處女作」可說定下了這個寫實的調子。他的小說長中短篇都有,還有極短篇。是了,他的一個極短篇,寫一商業機構主管退休後無所事事,十分懷念從前掌權的風光歲月;大發牢騷之餘,決定向妻子發號施令:妻子每天購物的單據,必須由他簽名認可。
陶然從《香港文學》的職位退下來,應該覺得少了負擔、較為閒適才是。據我觀察,退休後陶然的寫作好像更多了。文友為這位作家兼編輯的遽然離世而難過;寫作與編輯都是辛苦的,對他本人而言,現在息勞了,息勞自此陶然。

 

(本文轉載自《香港文學》二○一九年四月號)

 

黃維樑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1976年起任教於大學,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美國、台灣、大陸、澳門多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先後任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及四川大學客席講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壯麗──余光中論》、《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餘種,編著書籍多種。歷任香港內外多個文學團體主席或顧問。曾獲多個文學獎、翻譯獎,作品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中學、大學語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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