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妮
六月下旬回國參加中國電影史年會，順便想完成一件日本《映畫藝術》編輯部委託的工作：與拍攝影片《七三一》的導演見面，並觀影撰寫評論。托熟人介紹，很順利地跟導演趙林山取得了聯繫。當時趙導正為該片做宣傳四處奔跑，他說非常歡迎我去懷柔拍攝基地看片。一錘定音，我非常期待但也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日本戰敗八十年之際，影人選擇了戰爭中最為殘酷的題材拍了電影，七三一部隊犯下的反人類滔天大罪由戰時的受害國第一次搬上銀幕，必定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同時也伴有些許擔心，不知此片能否成功地克服拍攝戰爭影片時的一些通病，能像《鬼子來了》那樣震憾人心。
不料，我的期待包括擔心皆統統落空。十九號清晨，導演打來電話，說此次非常抱歉，因種種原因，無法滿足我的觀影要求了。導演自有難言之苦，我遂按照禮節安慰了對方，並遙祝影片七月三十一日能順利公映。
回到日本後，得知《七三一》還未通過所謂的技術審查，何時公映仍是未知數。趙導在微信上頻頻推視頻呼籲，不少網民也發文力挺該片，但我注意到有關視頻的留言稱，有不少家長認為此片血腥場面太多，不宜兒童觀影，因此不贊成公映。於是，又有人站出來痛斥持這類主張的人皆是漢奸。可見，電影欲描寫一段罪惡的史實遠比用文字敘述要困難得多。電影創作首先應保證創作上的自由度，諸如兒童不宜觀影等問題，明明可以通過影片的分級來解決，至於動輒搬出漢奸話語，無非是在濫用歷史遺留下的政治定義做裁斷，這種亂棍高帽只能分裂民眾，並無宜於影片。圍繞這部影片的各類熱議，亦凸顯了政府，製作方及民眾之間的多方博弈。
時間流逝了八十年，歷史尚未成為過去，它以另一種形態持續於國際社會蘊含的種種矛盾及有關民族，國家，戰爭的話語之中。我不由地聯想到最近的日本參議院選舉，高呼「優先日本人，日本應發展核武器」等怪論的新興右翼政黨竟一舉在參議院選舉中獲得了十四個席位，這讓起初對該黨不屑一顧的人們不禁感到不寒而慄。這究竟是顯示了螺旋式進展的歷史宿命抑或集中地體現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倒退和人類愚蠢的一面？
在日本，戰後曾陸續出版過不少有關七三一部隊的記述與研究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森村誠一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報告文學《惡魔的飽食》。作家將自己為日本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刊寫的連載文章彙集成書，翌年，他又出版了《續篇 惡魔的飽食》。另外，斷斷續續地還有一些學者或記者撰寫的研究書籍和報告文學面世。比如，可舉以下幾例：常石敬一《七三一部隊全史——石井機關與軍學官產共同體》，加藤哲郎《飽食的惡魔之戰後》，青木富貴子《揭露石井四郎與細菌部隊的黑暗》。這幾本均為嚴肅的實證研究。另據筆者所知，專事戰爭研究的加藤哲郎先生與小河孝合著出版的《七三一部隊與一〇〇部隊 不為人知的人獸共同感染研究部隊》是二〇二二年出版的較新研究成果。讀此書可知，除去七三一以外，還有一支被命名一〇〇的部隊，其正式名稱為：關東軍軍馬防疫廠，該部隊戰爭期間駐地長春，名為管理軍用動物的衛生，其實參與了動物的細菌感染實驗。
一九四八年，日本東京澀谷區的帝國銀行某分店，發生了一起惡性搶奪銀行事件。犯人臂帶白袖套，自報為厚生省的防疫人員，他稱附近發生了傳染病，因為有一位被傳染的顧客來過此店，自己是奉GHQ（美國佔領軍）的命令，送來預防藥劑讓大家服用。當時分行一共有十六個工作人員，服藥後十一人猝死，一人死在醫院。警方根據存活者的證言，得知犯人當時所示範的服毒方法頗似七三一殘殺「馬路大」的手段，且死者斃命之前均口吐藍色嘔吐物。搜查起始，警方曾根據媒體的追蹤，懷疑犯人是曾隸屬七三一部隊或陸軍中野學校的軍人。但由於事發後現場遭嚴重破壞，接受警方盤問的舊軍人們則守口如瓶，而後警方又接到GHQ（美國佔領軍）的直接指令，不得不中止沿襲此線索的搜查，當搜索陷入絕境時，一張名片的出現使搜查的對象突然聚焦於畫家平澤貞通。
松本清張一九五九出版了《小說 帝銀事件》，一九六〇年又以報告文學的方式發表了《畫家與毒藥與硝煙──再論帝銀事件》（收錄於長篇報告文學《日本的黑霧》第八章），他認為，帝銀事件的真犯人可能是舊日本軍內的細菌戰部隊成員。影像領域亦有持類似主張的作品，例如，電影導演熊井啟一九六四年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帝銀事件死刑囚》。該片使用案發時的真實地名和人名，質疑已成定案的這一重大案件。據傳，早在影片的企劃期間，熊井導演就專門去監獄見了平澤。
第二部電影《帝銀事件 入獄三十二年的死刑囚》拍攝於一九八〇年，巨匠新藤兼人撰寫劇本，森崎東擔綱導演。這部影片更為大膽地承續了熊井影片發出的疑惑之聲，它用實錄式的手法，再次提出真犯人實為舊七三一成員一說，並順藤摸瓜，描述這段線索的搜查被迫中斷，完全是由於GHQ出面干涉。而GHQ之所以切斷並隱蔽了這條極有可能的線索，是因為美國佔領軍意欲獲取七三一人體實驗的資訊和方法。
虛構的故事片在描寫真實事件時，首先應該尊重主要的史實。但是，當時這起案件在人證物證皆缺的情況下就潦草地結了案，時過境遷後，此案被擱置入歷史的廢墟，再無人發掘出確鑿的新證據。或許正因為如此，平澤雖在初期被逼供下曾一度招供，但自第一次公審時，他就始終否認罪狀，其死刑也被一緩再緩。最終，平澤在監獄裏渡過了三十九載，直至九十五歲離世。
戰爭結束後發生的這起駭人聽聞的事件則以平澤之死被畫上了句號。至於真犯人是否元七三一部隊成員一說已無法查明，人們曾經的發出的質疑之聲被現今的主流歷史認知和空泛的口號替代。歷史留給我們的僅僅是一串串的問號：譬如，試想一個接受過畫師橫山大觀所賜的雅號，熱衷於美術創作且生活浪蕩不羈的畫家為何能想出如此殘忍的手法圖財害命？他對毒藥的知識和使用方法為何如此嫺熟？為何在幾乎缺乏實證的情況下即被定罪？等等，不勝枚舉。如果這些疑問並非出自胡思亂想的話，那麼，剛開始警方追蹤的有關七三一的線索也絕非空穴來風吧。當然，疑問歸疑問，以上文字僅限於筆者的猜測，史實有時也只能停留於虛構和猜想，這也算歷史留給後代的一種「真相」吧。
然而，有關七三一的傳聞並未完結。一九九六年，元帝京大學副校長安部英因使用非加熱藥物治療血友病而擴散了愛滋病毒，致使日本國內兩千名患者被感染，許多人因感染艾滋死亡。此事曝光後，安部英被逮捕，七三一的黑影由此再次浮出地表。製造非加熱藥血液凝固劑的舊綠十字會由元陸軍軍醫學校教官內藤良一創立於一九五〇年，而內藤本人就是元七三一部隊防疫研究所的主任，他直接參與了人體實驗。除了內藤本人以外，隸屬綠十字會的成員，有不少來自元七三一部隊。一九四五年，作為參與人體實驗的主要人物，內藤本人曾被GHQ傳訊。
主犯安部英雖被起訴，但一審時被判無罪，後被再起訴時，因身患腦血管病，無法再上法庭，審判至此終結。隨著安部之死，已浮出地表的七三一黑影再度沉潛於地下。順便補充一句，據媒體報導，擴散了愛滋病毒的凝固血液藥劑是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之間從美國進口的。
最近，一位日本的導演朋友說，他很想從加害者的視角拍一部七三一。想起二〇一七年NHK播放的紀錄片《七三一部隊的真相》，我期待這位導演如願以償。
（此文收筆時，恰好剛看到微信上發的資訊，稱《七三一》已定檔，將於九月十八日公映）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晏妮簡介：日本電影大學特任教授。研究專業為中日電影比較史、影像學、表像文化。關於電影交涉史和女性主義電影解讀的主要著作有：《戰時日中電影交涉史》（岩波書店，二〇一〇）、中文版：《中日電影關係史一九二〇—一九四五》（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二〇）、《後「滿洲」電影論 中日電影交往》（人文書院，二〇一〇）、《戰時電影 日本·東亞·德國》（森話社，二〇一九）。合著：《男性紐帶、亞洲電影 同性連帶的欲望》（平凡社，二〇〇四）、《電影與身體/性》（森話社，二〇〇六）、《女演員山口百惠》（Waizu出版，二〇〇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