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書信與評論集──香港文壇前輩的筆耕歲月

鄭政恆

 

《酒徒》、《對倒》、《打錯了》皆是劉以鬯先生為人熟知的代表作,其文壇藝術成就已獲眾人肯定,筆者這次嘗試另闢蹊徑,不取上述名篇,透過劉以鬯先生的書信與評論集,呈現其創作小說以外的一面。

──編者

 

劉以鬯先生在二○一八年六月八日離世,哀悼之辭不勝枚舉,相關討論紛至沓來,在此我試一試另闢蹊徑,談談劉以鬯的書信。

過去多年,香港文學界甚少出版書信結集,最近兩三年,卻有馬輝洪編輯的《舒巷城書信集》(其中有舒巷城致劉以鬯的信四封)和高林編的《羅孚友朋書札輯》,而陳智德編輯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也有書信與日記一輯,可見香港作家的書信集錄,正是方興未艾。

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

劉以鬯除了是編輯和小說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學評論人。《端木蕻良論》(一九七七年)是劉以鬯的第一部評論集,也是他唯一一部現代作家專論。而這本小書的其中一個焦點,其實是在不太高調的附錄部分,「關於端木蕻良的通信」收錄了劉以鬯與夏志清的通信,本文並不在意於端木蕻良的評論,而是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

劉以鬯第一部評論集《端木蕻良論》。(資料圖片)

附錄由夏志清的書信開始,據夏志清所說,二人早在一九七○年由程靖宇介紹認識,而因為劉以鬯「補『補遺』」一文,令夏志清對劉以鬯「抗戰時期這段文學知識之廣博,深為佩服。」而信末又說「近讀『東北區天安門郵票』大文,兄所知之廣,實驚人。」

夏志清所說的「補『補遺』」和「東北區天安門郵票」是指什麼呢?翻查資料,「補『補遺』」當是劉以鬯〈補「端木蕻良作品補遺」〉一文,見《明報月刊》總第一一八期(一九七五年十月號)。「補『補遺』」是補充上一期夏志清的〈端木蕻良作品補遺〉,可是劉以鬯的「補『補遺』」並沒有收於《端木蕻良論》。

至於「東北區天安門郵票」是〈東北區天安門郵票的邊紙版銘〉一文,見《明報月刊》總第一一七期(一九七五年九月號),文章討論郵票邊紙上的文字,並附彩圖七幀,而眾所周知,劉以鬯是郵票專家,《對倒》的意念來自郵票術語,即兩枚上下顛倒的相連郵票,另外《模型.郵票.陶瓷》一書就收錄兩篇跟郵票相關的小說。

這兩篇文章如今似乎少人提及了,但也可見夏志清注意到劉以鬯的文章,是因為《明報月刊》。

夏志清提及的「補『補遺』」和「東北區天安門郵票」分別是劉以鬯刊於《明報月刊》的文章〈補「端木蕻良作品補遺」〉及〈東北區天安門郵票的邊紙版銘〉。(資料圖片)

劉以鬯的回覆寫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他補充說他們四年前「曾兩次晤面,先由金庸兄介紹相識,在豪華樓;後在徐訏兄家中共進自助餐。」劉以鬯也欣賞夏志清:「大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早已拜讀。此書異他人之所同,頗多獨到之見,足證高才博學。」二人都相當客氣,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才有劉紹銘等合譯的香港友聯出版社版本,因此劉以鬯看的是英文原版。

到夏志清的覆信(即信件三),他指出:「拙著小說史蕭軍評得太苛,蕭紅未提隻字,遺憾莫名。」評得太苛的,也許是蕭軍代表作《八月的鄉村》。

劉以鬯的信件四,說到原題〈周鯨文談端木蕻良〉一文,刊於《益智》時卻被改為〈端木蕻良與蕭紅〉,內文也有增刪,劉以鬯慨歎「香港文人都不願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而信末他提到在辰衝購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第二版,他說老舍的《四世同堂》不是沒有文學價值,當為針對夏志清說《四世同堂》是一本大大失敗之作。

信件八寫於一九七七年,劉以鬯提到找吳組緗的《山洪》,馮平山圖書館和市政局圖書館都沒有,但創作書社老闆許定銘卻有,可待書種翻版。而信中,劉以鬯也說《對倒》由本橋春光譯成日文,收入《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這是劉以鬯首部有日譯的作品。

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當然還有延續,夏志清的《印象的組合》為劉以鬯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叢書」之一,一九八三年由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此叢書有《劉以鬯選集》、葛浩文的《漫談中國新文學》、也斯的《山水人物》、西西的《交河》、陳映真《唐倩的喜劇》等等,作家陣容相當豐富,可是《印象的組合》沒有前言後語,卻有夏志清的書信手跡一頁。

其實劉以鬯除了編副刊(以《香港時報.淺水灣》、《快報.快活林》、《快報.快趣》和《星島晚報.大會堂》最見特色)、編雜誌(《香港文學》)、編選集(《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等)和編資料(《香港文學作家傳略》),編叢書也是一大貢獻。

從書信看劉以鬯的報界工作

劉以鬯第二本評論集《看樹看林》(一九八二年),文章如〈《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和〈蕭紅的《馬伯樂》續稿〉,對原始資料都有大量發掘與整理,尤其是〈從〉文,劉以鬯就提到在重慶編《國民公報》時,自己向彭燕郊和嚴杰人約稿,他們關注稿酬數目和日期。

《看樹看林》的第二輯有〈記豐子愷〉一文,也提到編《國民公報》時期,劉以鬯向豐子愷約請畫版頭的相關信件,而抗戰後劉以鬯任《和平日報》副刊編輯,又向豐子愷約稿。

〈記陸晶清〉寫劉以鬯在《掃蕩報》的同事陸晶清,陸晶清到英國前留下一信,從劉以鬯的解說可知,他在戰時兼任兩報工作之外,還辦小型刊物《幸福》。

劉以鬯第五本評論集《暢談香港文學》(二○○二年)的出色文章甚多,從〈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可知,劉以鬯出版《端木蕻良論》之後,終於與端木蕻良通信,解決了許多疑問,出版一本增訂版的《端木蕻良論》,未嘗不可。

〈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文,說明香港與台灣的交流是雙向而對等的,其中戴天給《香港時報.淺水灣》寫稿,也在信中對劉以鬯說:「貴刊於介紹西方文藝思潮建樹良多,而在港島能堅持此種信念,益見眼光之遠大與乎魄力之雄渾。」

劉以鬯書信與香港文學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釐清了當時香港文學的面貌,其中沈寂籌辦的《幸福》是當時香港少有的文學雜誌,因沈寂來港工作,雜誌在一九五○年於香港復刊,僅四期而止,作者有徐訏、劉以鬯、上官牧、南宮搏、鍾文苓等等。劉以鬯為了得到更多一手資料,特別寫信給在上海的沈寂,得到上述的資料。關於《幸福》,此信與文章為研究者帶來重要依據。

《幸福》雜誌由沈寂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主辦,是當時少有的文學雜誌,劉以鬯是《幸福》主要作者之一。(香港文化資料庫)

 

書中〈我所知道的十三妹〉、〈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憶徐訏〉、〈呂壽琨為《酒徒》設計的封面〉、〈力匡的原名〉都提到不少香港文學資料,如十三妹要筆耕為業、力匡的原名鄭健柏。

劉以鬯第六本評論集《舊文新編》(二○○七年),追憶端木蕻良、司馬長風、何達、巴金、施蟄存、傑克、李輝英,披露不少書信,都是文學歷史資料。〈端木蕻良與《時代文學》〉與〈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可以互參,〈我所認識的司馬長風〉比〈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司馬長風〉有更多書信材料。

到如今,劉以鬯先生去世,但願《劉以鬯書信集》或《劉以鬯友朋書札輯》,有一天可以面世。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二○一八年七月號)

 

鄭政恆簡介:香港作家、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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