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書信與評論集──香港文壇前輩的筆耕歲月

鄭政恆

《酒徒》、《對倒》、《打錯了》皆是劉以鬯先生為人熟知的代表作，其文壇藝術成就已獲眾人肯定，筆者這次嘗試另闢蹊徑，不取上述名篇，透過劉以鬯先生的書信與評論集，呈現其創作小說以外的一面。

──編者

劉以鬯先生在二○一八年六月八日離世，哀悼之辭不勝枚舉，相關討論紛至沓來，在此我試一試另闢蹊徑，談談劉以鬯的書信。

過去多年，香港文學界甚少出版書信結集，最近兩三年，卻有馬輝洪編輯的《舒巷城書信集》（其中有舒巷城致劉以鬯的信四封）和高林編的《羅孚友朋書札輯》，而陳智德編輯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也有書信與日記一輯，可見香港作家的書信集錄，正是方興未艾。

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

劉以鬯除了是編輯和小說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學評論人。《端木蕻良論》（一九七七年）是劉以鬯的第一部評論集，也是他唯一一部現代作家專論。而這本小書的其中一個焦點，其實是在不太高調的附錄部分，「關於端木蕻良的通信」收錄了劉以鬯與夏志清的通信，本文並不在意於端木蕻良的評論，而是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

劉以鬯第一部評論集《端木蕻良論》。（資料圖片）

附錄由夏志清的書信開始，據夏志清所說，二人早在一九七○年由程靖宇介紹認識，而因為劉以鬯「補『補遺』」一文，令夏志清對劉以鬯「抗戰時期這段文學知識之廣博，深為佩服。」而信末又說「近讀『東北區天安門郵票』大文，兄所知之廣，實驚人。」

夏志清所說的「補『補遺』」和「東北區天安門郵票」是指什麼呢？翻查資料，「補『補遺』」當是劉以鬯〈補「端木蕻良作品補遺」〉一文，見《明報月刊》總第一一八期（一九七五年十月號）。「補『補遺』」是補充上一期夏志清的〈端木蕻良作品補遺〉，可是劉以鬯的「補『補遺』」並沒有收於《端木蕻良論》。

至於「東北區天安門郵票」是〈東北區天安門郵票的邊紙版銘〉一文，見《明報月刊》總第一一七期（一九七五年九月號），文章討論郵票邊紙上的文字，並附彩圖七幀，而眾所周知，劉以鬯是郵票專家，《對倒》的意念來自郵票術語，即兩枚上下顛倒的相連郵票，另外《模型．郵票．陶瓷》一書就收錄兩篇跟郵票相關的小說。

這兩篇文章如今似乎少人提及了，但也可見夏志清注意到劉以鬯的文章，是因為《明報月刊》。

夏志清提及的「補『補遺』」和「東北區天安門郵票」分別是劉以鬯刊於《明報月刊》的文章〈補「端木蕻良作品補遺」〉及〈東北區天安門郵票的邊紙版銘〉。（資料圖片）

劉以鬯的回覆寫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他補充說他們四年前「曾兩次晤面，先由金庸兄介紹相識，在豪華樓；後在徐訏兄家中共進自助餐。」劉以鬯也欣賞夏志清：「大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早已拜讀。此書異他人之所同，頗多獨到之見，足證高才博學。」二人都相當客氣，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才有劉紹銘等合譯的香港友聯出版社版本，因此劉以鬯看的是英文原版。

到夏志清的覆信（即信件三），他指出：「拙著小說史蕭軍評得太苛，蕭紅未提隻字，遺憾莫名。」評得太苛的，也許是蕭軍代表作《八月的鄉村》。

劉以鬯的信件四，說到原題〈周鯨文談端木蕻良〉一文，刊於《益智》時卻被改為〈端木蕻良與蕭紅〉，內文也有增刪，劉以鬯慨歎「香港文人都不願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而信末他提到在辰衝購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第二版，他說老舍的《四世同堂》不是沒有文學價值，當為針對夏志清說《四世同堂》是一本大大失敗之作。

信件八寫於一九七七年，劉以鬯提到找吳組緗的《山洪》，馮平山圖書館和市政局圖書館都沒有，但創作書社老闆許定銘卻有，可待書種翻版。而信中，劉以鬯也說《對倒》由本橋春光譯成日文，收入《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這是劉以鬯首部有日譯的作品。

劉以鬯和夏志清的交往當然還有延續，夏志清的《印象的組合》為劉以鬯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叢書」之一，一九八三年由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此叢書有《劉以鬯選集》、葛浩文的《漫談中國新文學》、也斯的《山水人物》、西西的《交河》、陳映真《唐倩的喜劇》等等，作家陣容相當豐富，可是《印象的組合》沒有前言後語，卻有夏志清的書信手跡一頁。

其實劉以鬯除了編副刊（以《香港時報．淺水灣》、《快報．快活林》、《快報．快趣》和《星島晚報．大會堂》最見特色）、編雜誌（《香港文學》）、編選集（《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等）和編資料（《香港文學作家傳略》），編叢書也是一大貢獻。

從書信看劉以鬯的報界工作

劉以鬯第二本評論集《看樹看林》（一九八二年），文章如〈《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和〈蕭紅的《馬伯樂》續稿〉，對原始資料都有大量發掘與整理，尤其是〈從〉文，劉以鬯就提到在重慶編《國民公報》時，自己向彭燕郊和嚴杰人約稿，他們關注稿酬數目和日期。

《看樹看林》的第二輯有〈記豐子愷〉一文，也提到編《國民公報》時期，劉以鬯向豐子愷約請畫版頭的相關信件，而抗戰後劉以鬯任《和平日報》副刊編輯，又向豐子愷約稿。

〈記陸晶清〉寫劉以鬯在《掃蕩報》的同事陸晶清，陸晶清到英國前留下一信，從劉以鬯的解說可知，他在戰時兼任兩報工作之外，還辦小型刊物《幸福》。

劉以鬯第五本評論集《暢談香港文學》（二○○二年）的出色文章甚多，從〈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可知，劉以鬯出版《端木蕻良論》之後，終於與端木蕻良通信，解決了許多疑問，出版一本增訂版的《端木蕻良論》，未嘗不可。

〈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文，說明香港與台灣的交流是雙向而對等的，其中戴天給《香港時報．淺水灣》寫稿，也在信中對劉以鬯說：「貴刊於介紹西方文藝思潮建樹良多，而在港島能堅持此種信念，益見眼光之遠大與乎魄力之雄渾。」

劉以鬯書信與香港文學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釐清了當時香港文學的面貌，其中沈寂籌辦的《幸福》是當時香港少有的文學雜誌，因沈寂來港工作，雜誌在一九五○年於香港復刊，僅四期而止，作者有徐訏、劉以鬯、上官牧、南宮搏、鍾文苓等等。劉以鬯為了得到更多一手資料，特別寫信給在上海的沈寂，得到上述的資料。關於《幸福》，此信與文章為研究者帶來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