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賀
幾年前，《出版科學》雜誌請我為編輯出版業者、研究者推薦一本年度閱讀之書，當時我推薦了剛剛翻譯出版的《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今年，在第二十六個「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中國傳媒科技》雜誌又請我為新聞傳播學領域從業人員推薦一兩本學術書，斟酌再三，決定推薦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和陳寅恪先生的《金明館叢稿二編》兩書，以附驥尾。
這兩部書，是當之無愧的近代學術名著。不僅陪伴我度過漫長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對我個人的學術工作影響很大，而且至今仍常置案頭、床頭，得暇即取閱之，每讀必有新的體會和收穫。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它們也經得起不同領域的讀者的批判和反覆閱讀。
先說《談藝錄》。追溯中國大陸人文學術「數字化」的歷史，錢鍾書先生的貢獻不可不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其指導、資助社科院文學所電腦室的建設，提倡、鼓勵同仁利用電腦處理古代典籍，既開風氣之先，亦屬「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之學人典範。不過，錢先生本人的治學風格，在今天看來，其實相當傳統：其述學文體，多為劄記、補註；其治學方法，雖受比較文學等領域之影響，但仍以廣泛搜集材料，從各種材料的排比、疏記、考辨中得出「卮言」「微言一克」為要，頗近乎乾嘉之學。與名著、皇皇四大冊的《管錐編》相比，《談藝錄》雖僅一冊，似亦能充分體現其治學旨趣、特色。此書雖為研究中國古典詩學之書，但正如其自序所言，「實憂患之書也」，細繹此書不僅能對中西古典文學、文化多所體悟，亦可知近現代學人在艱難時世如何以詩作為慰藉，啟迪我們仍須懷抱一顆詩心，在數字時代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
再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先生在近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無需多言。但與錢鍾書先生以文學名世不同，陳先生乃以史學成家。文史二學，雖有殊異，但仍有不少相通之處，這是閱讀他們的著作時，首先能夠給予我們的教示。不過，由於他們的研究時常過於專門，讀者往往只限於一般治人文學術者，甚至專治古典文學、歷史者。但有沒有一部可以供人文社科諸領域乃至不同領域的讀者，可以廣泛閱讀、反覆閱讀的著作呢？竊以為，《金明館叢稿二編》便是這樣一部書，與中國古典名著、西方學術名著相比，亦可謂毫無愧色。此書並非是謹嚴之專書，而是一論文集，其中除收錄許多專論外，也囊括了陳先生的諸多名文，如〈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閱者當有所感焉。
不過，以上二書，乃為學術著述。我日常所讀者，除了這些專業研究，還有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作品，及外國文學作品，各類文獻史料，但對這些文學作品、文獻的閱讀，雖或有一時一地之因緣，但究其實，仍與專業有關，可謂「專業閱讀」，因不讀不足以治近現代文學與文獻。此外，我最常讀的，為《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這兩種小書，雖然都是我自幼就開始閱讀者，亦即一般人所以為的發蒙之書，但數十年來竟不覺其蒙學、選學性質（取其廣義而言），而愈益體認其為可親可敬的傳統人文藝術經典，因此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構成了我「非專業閱讀」的基調和底色。
只是我小時候閱讀的《古文觀止》本子，不知何故，今已杳不知其所終。其後當然又擁有多個版本，既有「白文本」、註釋本，又有精裝書、口袋書，不僅滿足了我日常閱讀的需要，而且各有所長（亦各有其不足）。而最早閱讀的《唐詩三百首》，則有幸一直保存至今。此書全名為《繪圖註釋唐詩三百首》，是一古籍書店據民國時期刊行之石印線裝本影印而來，為家父上世紀中後期所購。因其中不止有詩有註，且有圖畫，殊感有趣，以致後來我自己購置了一些排印整理本，以及馬茂元先生編註的《唐詩選》，但讀來讀去，總覺得不如此一版本親切、有味。只可惜此書不比他書，除平裝、價廉外，用紙亦近乎清末民國書坊印製之大衆讀物，輕薄而易損，我少小時全無愛護書籍之觀念，因之時有隨意勾畫、批註之舉，但隨著馬齒漸長，頗覺其孟浪，而且越是年長，越不敢在此再添任何筆墨，以免佛頭著糞，有傷大雅。
而我的之所以嗜讀此二書，細想起來，亦可謂卑之無甚高論。讀《古文觀止》，誦先秦漢唐宋人古文，似可「養吾浩然之氣」；閱《唐詩三百首》，則以不獨此間蘊藏著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文化之精魂，且以無論時事風雲如何變幻莫測，科技如何驅動社會發展，我人如須安頓身心靈，仍不得不回向於此類傳統人文藝術經典，誠所謂「此心安處即吾鄉」，吾鄉即在斯文中也。
當然，拜時潮所賜，我的許多閱讀（無論「專業閱讀」，還是「非專業閱讀」），也都是透過個人電腦、Kindle、iPad、智能手機等進行的。但以上「四書」，以及一些重要的學術著作、文學作品及文獻資料，我仍喜歡閱讀紙書，且以一讀紙書為樂、為榮（雖然寒宅已跡近「書滿為患」）。除了近現代文學與文獻，我也研究一點書籍史、閱讀史、圖書館學史，近年來更對「數字人文」有特別的興趣。從「數字人文」的角度來看，閱讀、收藏紙書的興趣，或可視作一種紙質媒介時代所遺留的浪漫、頑固的習慣，即便不能說是被革命、鬥爭的對象，也萬難稱得上「先進」、「進步」；但從傳統學術的角度來說，因由紙書市場面臨嚴峻挑戰、紙質報章雜誌不斷關門歇業、「數字閱讀」逐漸成為主流的閱讀形態等狀況之發生，恰須我們較之前任何時代更珍惜各種與紙書有關的因緣，常常能盤桓於圖書館、書店、書攤、舊書肆，嗅聞那一縷縷書香，奉上自己的一瓣瓣心香，透過無盡的書籍的閱讀、收藏、利用與製作，將紙書帶給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體驗、感覺和認知，以不同的形式傳遞給其他的讀者。就此而言，閱讀、照管紙書，促進其流布、利用，乃至寫作、出版紙書，皆可看作是對日趨式微、邊緣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傳統的一種守護、捍衛和聲援，而非是一種已顯「保守」、「落後」、「過時」的趣味、情懷和習慣，或是一代又一代「好書之徒」、「獵書客」的物證與心證。
由此推而廣之，任何閱讀實踐、行為，不僅是個人的、私人的，不僅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歷史，同時也具有了公共性和未來性。換言之，竊以為，並不存在那種單純的、所謂的「個人閲讀史」。無論是我們對自己的「個人閲讀史」的記錄和整理，還是我們對前人的「個人閲讀史」的研究，都不能忽視它背後更大的歷史、社會網絡與其中所潛藏的時代精神等複雜因素。也因此，我個人的「四書閱讀史」雖然微不足道，但也並非只是一個人文研究者切忌的記憶、體驗、感覺和認知，一種際此之世自覺的選擇、承擔和實踐，或亦是我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中的當代閱讀史的一個註腳。
今不揣冒昧，稍作整理，並藉《香港作家》公佈於世，如能引起文林、學林、書林同道中人的共鳴與省思，俾此後既能「坐而論道」，亦可「起而行之」，則於願足矣。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日草於滬寓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王賀簡介：文學博士，《香港作家》網絡版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合著；二〇一三）、《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二〇二一），編有《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二〇二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