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念,只為向一種傳統致敬——寫在作聯三十周年之際

蔡益懷

作聯三十年了,不容易。在這個團體裏,我是一個後來者,沒有甚麼功績與談資可供分享。不過,作為一個領受過前輩教誨的成員,總有一點個人的憶念與感懷。

香港這個地方,結社自由,三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團體,作家的組織好像也特別多,叫得上名號或叫不上的,多如亂毛。印象中,好些社團平時不見影子,但一到選舉就冒出來了,也不知道是甚麼來頭。與文無干者,遠之可矣。光陰荏苒,時間寶貴,豈容虛擲生命?

年紀漸長的關係吧,開始用減法生活,近年已逐漸告別了一些團體。這些年,能夠出版幾本讓自己心安的書,全賴這一點自省,也證明這種疏遠是值得的。在場面上遊走終究不是作家的本份。

當然,文學人縱使享受獨處,也還是需要同行的交誼。文人相輕也相敬,志同道合,以文會友,彼此激勵,善莫大焉,何樂不為?記不得是哪一年加入作聯這個文學社團的了。只記得九十年代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也就順理成章進入到這個文學圈,直到今天。想到這一路走來的歷程,有兩位作聯老人的影子常在我心中,一是曾敏之,一是劉以鬯,兩位都是創會的靈魂人物。

欣賞曾老總,也尊敬這位老人家,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文人的精神。在今天這個年代,談風骨似乎太奢侈,所以我選擇了另一個字眼──精神。老總是一個老派的文化人,從老大公年代走過來的人,自有一種民國文人的氣性,思想、談吐、作為,都在其中。我也是傳媒人出身,會將媒體的一些原則,如創作自由、言論獨立,看得很重。也許就是在這一點氣性相合吧,跟老總自有一種投契的親近。老人晚年常將老大公的「四不」社訓: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宣之於口,行之於文。我想這就是他整個人的精神所繫,行為準則。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他能夠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做出順應良知的行為,爆發出超乎常人膽識的勇氣;同樣也就不難明白,為甚麼他有那麼多的精力結社辦刊,身體力行推動華文文學的發展。我跟老總見面的機會不多,單獨相處的時間更少。但記憶中,他總是不斷鞭促我多寫。有一年,去山東採風,同遊大明湖參觀歷下亭,我挽着老總的手臂一起走,他問起我的工作,除了提醒我報館工作辛苦要多休息外,又是兩個字「多寫」。這不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而是代表了一個老人的期望。後來我讀他的散文集,看到他回憶早年在大公做記者的經歷,發現前輩老報人也是這樣要求他的。從他懷念張季鸞、胡政之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那一代民國報人,對「文人辦報」精神的守持。這就是所謂精神傳承吧,一種悠悠的氣性脈絡就這樣流注到了我的血脈中。後來我離開媒體,做一個文學個體戶,在為文為學過程中也常以這種精神自勵。這些年在創作之餘兼任教職,每一次講到「文人辦報」,講到文人傳統,我必講「四不」社訓的內涵和現實意義,並講述這一位老人在「六四」的表現及生平,只為了將一種薪火傳遞下去。

一個人活在一種精神中,自有不一樣的氣場,可以凝聚到一批同聲相應的人。我想,作聯能夠走到今天,正在於曾老總的這種精神感召力,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認識又以此為依歸的。

說到作聯的靈魂人物,當然少不了另一位前輩劉以鬯。跟曾老總不一樣,劉老在作聯一向都不是呼風喚雨的角色,很沉靜,說話不多,上台致詞似乎都不超過一分鐘,三言兩語,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甚麼鼓動性。我想,這就香港文學人的普遍特點吧,內秀、低調。巧言令色鮮矣仁,木訥有木訥的好,尤其是作家。我跟劉老相識,不在作聯內,而是緣於投稿。劉老當年主持《香港文學》和《星島日報》副刊「大會堂」,是本地文學界的名家名編。我八十年代一來香港便開始向報刊投稿,不久就有一篇散文發表在「大會堂」,自然對編者的識荊心懷敬意。當年《香港文學》社址在摩利臣山道的一座商廈,離我上班的地方不遠。一天趁空檔,摸上雜誌社,劉老將我引進辦公室,對坐閒聊。當他知道我從四川出來,話匣子也打開了,說起他當年在重慶編《掃蕩報》副刊的經歷,談到當地人坐滑竿,他還很有興致地問︰「滑竿還有嗎?」

認識一個作家,莫如讀他的書。當年,我讀了不少劉以鬯的著作,對他的文學追求自然也有一定的認識,並多次評論過他的小說,故此每逢在作聯的聚會上見面,總會交談幾句。劉老喜歡逛街,沒事就坐上电車閒遊。一天,我在英皇道遇到他,老人家說看到一篇我的文章。那是我評論劉以鬯小說的論文,發表在內地刊物上。老人家似乎很滿意,興致也很高,於是約我一起喝咖啡。我們走進位於油街的麗東酒店,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劉老對文學是有要求的人,他的文學觀在《酒徒》中有相當明確的宣示,而他自己的創作正是對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實踐。話題投契,大家都興致勃勃,這個時候我才發覺劉老原來也是健談的人。從劉老那裏,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文學昭示,即對文學性的追求。

不寫不是作家,但又不是所有寫作都具有文學價值,當然也不是所有寫作人都可以稱為作家。對於文學寫作,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將藝術性看得很重的人,抱持的是較為嚴苛的尺度,在選文標準上像南朝梁太子蕭統一樣,要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在這一點上,我與劉老有共同的話題,也理解他在創作與編輯生涯中所秉持的準則。我想,這也是劉以鬯的一種文學磁場,所幅射出來的一種無形力量,在引領着我以及眾多同道。

從曾老總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文人的精氣神;而在劉老那裏,我得到的是一種創作精神的熏染。這兩位老人如同左右並峙的兩座燈塔,都給了我不同的指引和教益,我想這也是作聯社團精神的一個部分吧?

在作聯三十周年之際,留下幾行閒筆,權作飲水思源的追念,也意在向一種文學傳統致敬。

                                             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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