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益懷
作聯三十年了，不容易。在這個團體裏，我是一個後來者，沒有甚麼功績與談資可供分享。不過，作為一個領受過前輩教誨的成員，總有一點個人的憶念與感懷。
香港這個地方，結社自由，三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團體，作家的組織好像也特別多，叫得上名號或叫不上的，多如亂毛。印象中，好些社團平時不見影子，但一到選舉就冒出來了，也不知道是甚麼來頭。與文無干者，遠之可矣。光陰荏苒，時間寶貴，豈容虛擲生命？
年紀漸長的關係吧，開始用減法生活，近年已逐漸告別了一些團體。這些年，能夠出版幾本讓自己心安的書，全賴這一點自省，也證明這種疏遠是值得的。在場面上遊走終究不是作家的本份。
當然，文學人縱使享受獨處，也還是需要同行的交誼。文人相輕也相敬，志同道合，以文會友，彼此激勵，善莫大焉，何樂不為？記不得是哪一年加入作聯這個文學社團的了。只記得九十年代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也就順理成章進入到這個文學圈，直到今天。想到這一路走來的歷程，有兩位作聯老人的影子常在我心中，一是曾敏之，一是劉以鬯，兩位都是創會的靈魂人物。
欣賞曾老總，也尊敬這位老人家，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文人的精神。在今天這個年代，談風骨似乎太奢侈，所以我選擇了另一個字眼──精神。老總是一個老派的文化人，從老大公年代走過來的人，自有一種民國文人的氣性，思想、談吐、作為，都在其中。我也是傳媒人出身，會將媒體的一些原則，如創作自由、言論獨立，看得很重。也許就是在這一點氣性相合吧，跟老總自有一種投契的親近。老人晚年常將老大公的「四不」社訓：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宣之於口，行之於文。我想這就是他整個人的精神所繫，行為準則。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他能夠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做出順應良知的行為，爆發出超乎常人膽識的勇氣；同樣也就不難明白，為甚麼他有那麼多的精力結社辦刊，身體力行推動華文文學的發展。我跟老總見面的機會不多，單獨相處的時間更少。但記憶中，他總是不斷鞭促我多寫。有一年，去山東採風，同遊大明湖參觀歷下亭，我挽着老總的手臂一起走，他問起我的工作，除了提醒我報館工作辛苦要多休息外，又是兩個字「多寫」。這不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而是代表了一個老人的期望。後來我讀他的散文集，看到他回憶早年在大公做記者的經歷，發現前輩老報人也是這樣要求他的。從他懷念張季鸞、胡政之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那一代民國報人，對「文人辦報」精神的守持。這就是所謂精神傳承吧，一種悠悠的氣性脈絡就這樣流注到了我的血脈中。後來我離開媒體，做一個文學個體戶，在為文為學過程中也常以這種精神自勵。這些年在創作之餘兼任教職，每一次講到「文人辦報」，講到文人傳統，我必講「四不」社訓的內涵和現實意義，並講述這一位老人在「六四」的表現及生平，只為了將一種薪火傳遞下去。
一個人活在一種精神中，自有不一樣的氣場，可以凝聚到一批同聲相應的人。我想，作聯能夠走到今天，正在於曾老總的這種精神感召力，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認識又以此為依歸的。
說到作聯的靈魂人物，當然少不了另一位前輩劉以鬯。跟曾老總不一樣，劉老在作聯一向都不是呼風喚雨的角色，很沉靜，說話不多，上台致詞似乎都不超過一分鐘，三言兩語，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甚麼鼓動性。我想，這就香港文學人的普遍特點吧，內秀、低調。巧言令色鮮矣仁，木訥有木訥的好，尤其是作家。我跟劉老相識，不在作聯內，而是緣於投稿。劉老當年主持《香港文學》和《星島日報》副刊「大會堂」，是本地文學界的名家名編。我八十年代一來香港便開始向報刊投稿，不久就有一篇散文發表在「大會堂」，自然對編者的識荊心懷敬意。當年《香港文學》社址在摩利臣山道的一座商廈，離我上班的地方不遠。一天趁空檔，摸上雜誌社，劉老將我引進辦公室，對坐閒聊。當他知道我從四川出來，話匣子也打開了，說起他當年在重慶編《掃蕩報》副刊的經歷，談到當地人坐滑竿，他還很有興致地問︰「滑竿還有嗎？」
認識一個作家，莫如讀他的書。當年，我讀了不少劉以鬯的著作，對他的文學追求自然也有一定的認識，並多次評論過他的小說，故此每逢在作聯的聚會上見面，總會交談幾句。劉老喜歡逛街，沒事就坐上电車閒遊。一天，我在英皇道遇到他，老人家說看到一篇我的文章。那是我評論劉以鬯小說的論文，發表在內地刊物上。老人家似乎很滿意，興致也很高，於是約我一起喝咖啡。我們走進位於油街的麗東酒店，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劉老對文學是有要求的人，他的文學觀在《酒徒》中有相當明確的宣示，而他自己的創作正是對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實踐。話題投契，大家都興致勃勃，這個時候我才發覺劉老原來也是健談的人。從劉老那裏，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文學昭示，即對文學性的追求。
不寫不是作家，但又不是所有寫作都具有文學價值，當然也不是所有寫作人都可以稱為作家。對於文學寫作，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將藝術性看得很重的人，抱持的是較為嚴苛的尺度，在選文標準上像南朝梁太子蕭統一樣，要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在這一點上，我與劉老有共同的話題，也理解他在創作與編輯生涯中所秉持的準則。我想，這也是劉以鬯的一種文學磁場，所幅射出來的一種無形力量，在引領着我以及眾多同道。
從曾老總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文人的精氣神；而在劉老那裏，我得到的是一種創作精神的熏染。這兩位老人如同左右並峙的兩座燈塔，都給了我不同的指引和教益，我想這也是作聯社團精神的一個部分吧？
在作聯三十周年之際，留下幾行閒筆，權作飲水思源的追念，也意在向一種文學傳統致敬。
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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