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最後音色(上)

張承志

(一)

很早就聽說了他的名字,但聽他的歌卻在很晚以後。

沒必要追問為什麼了。那個時代的我只是坐在學院課桌旁的一個不想再放羊的牧民,隨著社會的潮流嚮往世界,能聽說岡林信康已經很不容易,何況介紹人全然不提及他。歌迷當介紹人,當然只推薦自己喜歡的。加上「頭腦警察」這樂隊名嚇人一跳——就這樣我和PANTA失之交臂。

岡林信康。(資料圖片)

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書。因為在那本書(《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裏,我借岡林信康,依據他的歌和與他人交往的私人體驗,簡單概括了日本的藝術界。這樣的方法是經過考慮的,因為那種發達國家的音樂生產鋪天蓋地,想全面評價他們的現代派是一個愚蠢的舉動。我的方法是解剖麻雀,我想通過岡林信康一人,把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左翼學生運動和他們支撐的現代藝術一筆勾勒。

待到《敬重與惜別》一書殺青,我意識到這一章與其他章節相比,有一種文體和銳度的不一致。如它與糾葛彌深的第四章《赤軍的女兒》之間,就藏著故意的斷層。讀者也許發現了:我細細描繪的是日本藝術的一個異例,但不是全書追求的方向。

但這是刻意而為。因為我最初想寫的是一本自由揮灑個人感受的隨筆,只憑感悟,不在意資料的全面。有些章節為了保衛思想,確實不惜深入牛角尖進行了考據,但我的本意和習慣,是隨意抒發。

回到七十年代初的抗議歌手,或者說那個時代的先鋒詩人。為了理解岡林信康,我聽了不少他的「紅外圍」,從樂隊組合到一匹狼:五個紅氣球、唱「我們結婚吧」的吉田拓郎、臉相猙獰的泉谷しげる(茂?)、至今熱賣的井上陽水、啟發了岡林的高石友也,甚至見過幾位歌手和評論家:北山修,加藤登紀子……我掂量著,覺得對他們「一代」的了解,差不多了。

——所以當突兀讀了《從歷史跳出:PANTA自傳》以後,我不由陷入了沉吟。不是岡林信康而恰恰是他,這個原名含混的PANTA,才是把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左翼學生運動、以及與他們共生的現代藝術風潮統合總結的,最合適的一個。

當然我從來都只根據自己即時的感受發言和寫作。昨天沒有選擇他,是因為我和岡林信康一樣警惕著非藝術化的過分政治寫作。而今天目光對準了他,也是因為今天自己也走到了最低限的政治邊緣。此刻的每一篇,甚至每一筆都迎受著殘酷的現實拷問,生命也接近著最後總結的時刻。

日語中有個多少怪的詞:落とし前。黑社會兩派打架,到了該結束時有人來調停,擊掌了事,就是它。意思是了斷。

舉個例子:大概是為了表明自己大俠獨行,對昔日戰友狠揭傷疤的電影導演若松孝二,在他的《淺間山莊之路》(浅間山荘への道程)的最後一幕也用了這個詞:哥哥在殘酷的整風中被自己的夥伴們殺害了,弟弟卻固執跟著他們一直走到頭。當他們籠城淺間山莊,擋上窗戶堵塞樓梯,決心用獵槍和警察死磕的時候,一個名叫阪本宏的人自嘲地說了句「來個了斷吧」,不料這句話惹怒了一直沉默的弟弟。他突然爆發,大喊道:「什麼了斷?現在才說什麼了斷?」

少年在尖銳地質問。是的,人人都像乾淨人,而那時候你們在作什麼?他大喊著:「都完全沒有勇氣呀!阪本哥,你也沒有勇氣!……」

他呼喊的勇氣,是挺身反對極左,不,是反對任何壓迫人的話語霸道的勇氣。

我讀過阪本宏的回憶錄。那是個特殊的人,由於對夥伴犯下的罪行,他拒絕企圖救他的舉動,拒絕出獄,甘願作為死刑犯在監獄度日。他自我定位於絕對的罪犯,只靜候死刑的執行。他的回憶錄裏沒有一句辯白,寫得像個臨終的武士。那本書在一九九三年的名古屋伴隨過我,那種謙卑而平靜的字句,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這個詞,帶著幾個古怪而逼人的音響,「おとしまえ(了斷、清算)」,把一代人如推向懸崖一般,推向一次「最後一步、剖心吐脯」。我不能不浮想聯翩。

該清算了,做個了結……原來,這是我們的私事。是我們一代人中,一些注定負起責任的人私有的、最後的一件事。

其實在日本時,我不止一次問過岡林信康類似的問題:老了以後怎麼打算?唱的話想怎麼唱?今後的詩該是怎樣的類型?打算一直唱到多少歲?

岡林從不正面回答。他說的總是半真半假。「我除了唱歌,沒有任何其他能力。唱,一直唱下去。」我也閉嘴不再問下去。

唱下去,我暗想,即便是唱下去,也有最後一天唱什麼的問題。岡林無疑有更深沉的想法,這是一種人不便透露的,佯作不存在的東西。它甚至伴著不癒的傷痛。我隱約懂,不再追問。

回國以後我一直注視著。岡林信康完全像他說過的一樣,在我回國後三十年光陰中一直在唱。新歌辭句講究,舊歌屢屢翻唱,他一次接一次地舉辦音樂會,雖然頻度不太密集,而且是在不大的場地。

但我明白,他沒有回答青春的問題。把「えんやとっと(相當於呼儿嘿呀)」充當日本搖滾雖然没什麼不可以,但是这樣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回答青春的問題,也没有正視當今世界瘋魔失義的現實。

——由於這些原因,我在久久沉吟之後,寫成了《敬重與惜別》第六章《解說.信康》的結尾。

(二)

其實一直還藏著一個將心比心、理解詩人的問題。

前衛派在台上蹦跳,像老虎一樣嘶吼喊叫。於是台下的人都誤認他是超級鐵人,強中強者。理解「絕望的前衛」(註一),並非一句假意的軟話。它需要人有類似的體驗。

雖然沒向本人確認,但我想,這是我理解岡林信康的詩的基本途徑,也是我在與他私人交往中默守的規矩,可能這就是我贏得了他信任與重視的原因。當然這重視或者還沒達到「敬重」?他們的全部詩人及知識分子,大概還沒有進入——與中國人「對席傾聽」的歷史階段。

由於對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感覺共有,所以對岡林信康壓制不住時有傾吐的軟弱,我一直堅決表示理解。我支持他不唱政治歌。我甚至從他那裏總結了一種藝術理論:「藝術即規避」。

一九八四年作者在東京澀谷現場拍攝的岡林信康。(作者提供)

我多少懷著憾意確認了一個現象:不同的作品是給不同的人讀的。甚至一冊之內有些章節中國人感興趣,而對日本人來說緊要的一些章節,中國讀者反應麻木。這都是沒法子的事,自己無法左右。至於《敬重與惜別》中日兩方讀者都不太在意的藝術這一章,我其實寫的明白:即便不能達到更大的目標,我也表達了一種我自以為古典的交友之道:

不管怎樣,我喜歡他,如許多日本朋友無私地做到的,他給了我藝術的開眼、參考和愉悅。他是一個親切的大哥,一如許多真誠的日本人。我會一直聽到最後。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離開。

但是時光在我們雙方的耳側嗖嗖流逝,人在迅速地老著,哪怕心中野望仍多。雖然去日苦多,然而前途有數,又是一個有意思的詞浮了上來:「行止まり(路盡頭)」。已經有人對它發掘,出版了受歡迎的作品(註二),我也寫過書評《盡頭之前》)。

朋友間交往,苛刻或寬容,因人而異。但是在人的相處之外還有更大的事,那就是藝術家的立場。或許有些時候不必強求這一點,但我們一代不能。自從我們闌入跌進了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末,蹉跎踉蹌,迷濛摸索,直至這二十一世紀也渡過了二十年:嚴酷的現實,要求詩人坦白。

藝術即規避——但被良心的鞭子抽打得鮮血淋漓。

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資料圖片)

當一些人津津樂道「第一桶金」的時候,第一批被推上屠宰台當做犧牲的是哪一個人群?在一個長久的戰略設置之下,世界急劇地向右轉。社會主義陣營,穆斯林世界,先是被污名化然後被強加戰爭,一變二,再及三,居然十幾個國家已被拖入不休的戰火。而那太像種族滅絕的孽火一旦點燃,就再也沒有熄滅之期。不,哪怕火焰疲憊了,自有人給它添上燃料。人成群地倒下了。被海浪吞噬的孩子,被炸斷腿的孩子,被埋在瓦礫底下刨出來的孩子,他們驚恐地睜大眼睛,滿身血污地望著我們。

人群像潮水一樣退去了,昔日的夥伴一個也看不見。在這樣的時代苛求「前衛」,不僅不公平甚至缺乏同情心。出於這樣的將心比心,我寫過一系列關於岡林信康的長短文字。也由於他規避的取道,我把他當作解剖日本藝術的典型,寫成了《致日本》的那一章。我知道他在避開,他唱過「逃避」的主題。或許正因此他「代表」了日本……

但人類不能無視天下弱者的眼神,避開大義,步步曖昧,美化自私。

藝術家包括詩人、知識分子,面臨著現實的嚴峻質疑。有趣的是,這一質疑對所謂六十年代人或人們常說的左翼,關係著他們每一個人自青春時代以來的人生價值,這是一個原初的質問。

越來越醒目的是,別的人群苦惱於無法忍受生命中的輕,而這一批人,卻不堪其重地感受著這一質問的壓迫。

應該向更年輕的一代也提出這種問題嗎?記得一次接受採訪(註三),雖然話不投機,但我堅持說:「當正義與不義激烈衝突時,要敢憤怒和表達。」

記者反駁:最普通的上班下班的一個人,如果在心裏沒有闢出這樣一塊地方,他的人生沒有價值嗎?

我答道:他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人。

既然這樣說了,我就把這尖銳的箭也瞄準了自己。在獨自尋覓的路上,我渴望榜樣,我判定存在著這樣的人,勇敢的和活出了意義的人。

如水沒頂的輿論,使世界喑啞了,在巨大的質問面前沉默著。漸漸地我也不再讀詩,遠離了對日本歌曲的傾聽。我沒想到:在當年轟鳴震耳的日本搖滾音樂的另一隅,一位也許不如岡林信康知名的歌手PANTA——他是樂隊「頭腦警察」的主唱——用刺耳的嘶吼,大聲作出了回答。

知名的歌手PANTA。(作者提供)

我所說的「回答」是相當狹義的。因為在他們那樣的自由國度,掄開了嗓子胡說,大喊大叫革命口號,在音響伴奏的噪音中重複昔日七十年代的抗議歌曲,並不能引起我的共鳴。

我說PANTA回答了,只是因為兩首詩。

(三)

下面的一些具體故事,我不願過多拘泥於細節。

簡單地說,在二○一○年《敬重》一書的第四章《赤軍的女兒》寫成後,這篇散文如一個有力的介紹人,使我結識了一些不變初衷的六十年代人。

那個「年代」延續了大約二十多年,重頭戲多上演一九七二年前後。那個一九七二年,我在明治學院大學的講演《四十年之初衷未敢忘》裏把它稱為「世界現代史上光輝的頂點」。

他們若一根隱約的紅線,使我在斷續數十年的日本接觸中結識的人連成了一串。有的暢談後只覺相見恨晚,有的只通了電話不久卻人隔兩世。更有沒能見面的,他們都知道了我的這一篇,知道了在偉大的革命策源地並非個個背叛,有人在動情地支持他們青春的正義。

只記得我那天講得如同拼命。本來特意寫了書面發言稿,結果還是扔了稿子傾吐一空。結束後靜了一瞬,接著響起了一陣激烈但短暫的掌聲。然後又回到寂靜。明治學院大學講演會的主持人四方田拿著話筒等人提問,但是沒有,他只好點名讓在場的電影導演足立正生發言。

會後,一個晚上聚會時我問足立為什麽大家都不說話,他說,大夥兒聽了你講的都高興不得了(嬉しくてたまらない)。我暗想日本人可真有意思,高興得不得了所以就一句不說了。我沒有表露自己的一點遺憾,因為沒能確認對自己的講演、以及對自己那部日本隨筆的正式反饋。

但是又發生了些以前滯留日本沒經歷過的事。《每日新聞》提出採訪,我讓女兒一個人去上野公園,我在路口的咖啡館裏接受採訪。談到一些令人激動的話題我漸漸說得像喊叫,那位記者哭了。回國後就採訪稿的改定,我們往返了大約十次E-mail,我警惕詞語的不當會招致麻煩,所以對每句話都要求得嚴格苛刻,而他(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個新銳作家,所著的《失去的新左翼》一書很出名)陪著我,一句句地確認直到我接受。最後印在報紙上的篇幅差不多半版,我才恍然醒來般意識到:這是一次重要發言。

被六十年代學生稱為「啓發了一代人」的日本新聞記者本多勝一。(資料圖片)

被六十年代學生稱為「啓發了一代人」的日本新聞記者本多勝一讀了這篇《每日新聞》記事後,主動給我寄來了他的新著。而二○○六年我由朋友領著登門拜訪時,他對我並沒有完全敞開心扉。他是「被屠戮一側的倫理」的提出者。六十年代在現場揭露美國的侵略越南戰爭,七十年代從上海到南京沿著日軍進軍路線調查揭露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因此被日本右翼罵為「賣國賊」),年過古稀又親赴伊拉克揭露貧鈾彈使用而遭受輻射——他在我家是最受崇拜的人。

既然連本多勝一都不再矜持,我在意的關於《敬重與惜別》的確認,就算過去了。

那次在明治學院大學的講演結束後,我覺察出,自己從心底的最深處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不是為自己的那部書,而是與自己深埋四十年的一個情結告別。深呼吸一般放鬆了之後,我一度感覺遲鈍,只想隨心遊玩。曾經那麼久地滯留日本,沒有餘裕欣賞他們的文化山水。

所以,當四方田送給我一大堆光碟資料,包括他自己的論文時我心中恍惚。今天回憶,那幾天的我簡直是魂不守舍。所以,當再一次聽說一個當年的搖滾歌手,聽說他匪夷所思的藝名PANTA——我正疲憊,接過光碟,但沒有聽。

一直到這幾天之前,我甚至沒留意以下的一段文字。

日本評論家四方田犬彥早在我去他供職的明治學院大學講演之前,二○○九年已經在日本《新潮》雜誌發表了《赤軍的女兒是誰?兒子又是誰》(註四)。這篇長文有這樣一個結尾:

赤軍的女兒是誰?張承志大膽地問道。

她是重信命,PANTA回答說。因為接著講母親的故事,是女兒的事。

那麼誰是赤軍的兒子呢?

我說,張承志和PANTA,他們互相不認識但是分享著這一兒子。……分散在世界上各個地方,像卡夫卡短篇小說裏登場的野鼠一樣,繼續著他們小小的、但決不潰敗的戰鬥。

所以,不管我願意與否,不管這是攀附還是強扯,我其實已經與這個叫PANTA的歌手有了關係。

 

註一:指我在一九九○年發表在《早稻田文學》上、由伊藤一彥譯成日文的岡林信康論文《絕望的前衛》。

註二:黑井千次:高く手を振る日,(《高高揮手之日》)「新潮」二○○九年十二月號,書評《盡頭之前》,收入《越過死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一五年。

註三:見散文集《你的微笑》中收入的《發言與應答》,青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

註四:「赤軍のむすめは誰か、そして息子は」、《新潮》二○○九年十一月號(十月七日發行)

改定於二○二○年七月,疫情漸緩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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