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素 訪問
這世上有一種人，他天生就是帶著使命來的，比如貝鈞奇。這世上有一種人，你第一次見他，便覺得熟悉如故知，比如貝鈞奇。
為充實和豐富香港作家聯會三十週年紀念文集內容，本人領命前往採訪香港作聯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與貝先生相約在銅鑼灣的鳳城酒家，作聯秘書月薇小姐作陪，對貝先生進行正式訪談與交流。細心而又體貼的貝先生不僅安排了一間安靜的小包房，更精心選擇了菜品，我們邊吃美食邊喝茶，聽先生將半生精彩一一道來。
貝先生五十年代初出生於浙江寧波，父親早年到了香港，貝先生五歲時亦隨母親申請到港。
十七歲時，中學畢業的貝先生到樹人小學任教，當時優秀的師資嚴重缺乏，每位教師都要身兼數職，中、英、數、體育、音樂等可能都會涉及。數十年後遇到學生，他笑問自己當年教過學生們什麼科目？學生說英文呀！他自己聽來都嚇一跳，我竟然還教過學生英文？無形中心裏不禁小小得意了一把。性格爽朗的貝先生說到此處，哈哈笑了起來，我們也忍不住笑了。貝先生自然隨和、幽默風趣的談吐，讓我整個人徹底放鬆下來。
商界、社會、體育界名人，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
七十年代初，貝先生開始對自己今後的人生道路有了思考。當老師肩負著育才育人的光榮使命，教書生涯雖也給過他不少快樂，但這樣的平靜安穩對他來說好像總是缺少點什麼。他不禁自問：這難道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的人生，會滿足於這樣的單一和平靜嗎？
一九七一年十月，貝先生毅然跨出了充滿勇氣的一步，他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成為了船王董浩雲（董建華父親）麾下一名航海電訊報務員，開始向世界出發。
說起年輕時做船員航海的經歷，貝先生的眼前閃動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光亮，有自豪，有溫情，更有深深的眷戀及懷想。
那時候行船，船員們每到一個地方，都忙著上岸吃喝玩樂，以解多日船上的乏味和單調。貝先生則與眾不同，看書、學習、健身從不間斷。貝先生在行船時大量地閱讀各類書籍，台灣的作品讀了不少，以散文居多。閱讀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一九七三年初，他開始給《香港商報》「風花雪月版」寫稿，每日一篇，不僅記錄航海生活，更寫下異國文化。每到一處，便上岸搜集素材，對各國的風土民情進行精心的收納和採集。從貝先生精彩的描述中，我才得知，爵士樂最早的時候竟然是為亡故的人奏響的樂章。送葬時曲調緩慢、憂傷，出殯後吹奏的樂曲逐漸轉為輕快、跳躍，貝先生以為，這是新奧爾良人對待生命積極而豁達的態度。逝去的我們無法挽回，送走後一切當回歸正常，該怎樣還怎樣，明天還是要繼續，活著的人們應該快樂地活著，這才是對逝者最好的祭奠。貝先生眼神深邃地看著前方：「這也是我對生命的態度。」原來自己一直深愛的爵士樂，以為僅限於溫情浪漫的樂曲，竟是蘊藏著如此深刻的生命哲理以及生命厚度，這著實讓我驚嘆不已。
德國、美國、歐洲、中東、南非、緬甸、馬來西亞……貝先生走了不知道多少個國家，踏過多少陌生的土地，見識了多少新鮮稀奇的事，一篇篇短小精煉的文字便插翅從各國的郵局飛回港島。貝先生的旅遊見聞、航海生涯在當時香港暢銷的兩份報紙《香港商報》、《晶報》專欄刊出，對其時相對閉塞的香港來說簡直就像是扔下了一枚枚文字炸彈，不僅倍受讀者歡迎，亦得到出版商的青睞。一九七六年，中流出版社主動聯絡貝先生，為他出版了人生第一本隨筆《航海散記》，這是對貝先生文字的肯定以及對其航海生涯的一次精彩回望。如果說，航海生涯為貝先生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異國文化更拓展了他的國際視野。到達的地方越多，見識愈加廣泛，眼界愈加開闊，所思所想更是愈加深刻。
八十年代初，貝先生結束海員生涯，初時擔任漁船機械推銷員，又曾任無線電學校校長。之後，懷抱創業之心的他，覺得香港建築裝飾行業大有發展前景，於一九八七年成立亞聯工程公司，專營建造工程業務。當時正趕上改革開放的熱潮，公司成為第一批進入內地的工程公司，業務遍佈東北、山東、海南及廣東等地，憑藉誠實厚道的品性、超於常人的眼光和智慧、勤奮拼搏好學的精神、敢想敢做並敢當的魄力以及先進的建築理念，貝先生帶領的亞聯公司在業界獲得高度認可及良好讚譽。心懷大愛的貝先生，為相對落後的內地建築業培養了一批批技術人才，如今這些人大多都成為業界的佼佼者，亦成為亞聯公司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但貝先生並不介意，他呵呵笑著說：「不要緊的。就算如今他們都成了我商業上的對手，有壓力才有動力，促使我要不斷學習不斷進取方能繼續經營下去。能看到內地建築裝修行業發展得如此繁榮，我不僅從心底裏為此感到高興，更為祖國的繁榮興旺由衷地感到高興。」
對於年輕時做船員航海的經歷，貝鈞奇先生有自豪，有溫情，更有深深的眷戀及懷想。圖為早年貝先生使用「六分儀」航海觀察星象及定位儀器。
看著眼前的貝先生，從早到晚穿梭於工作、家庭、愛好、應酬等事項中，馬不停蹄，車輪一般轉。他有名車不開，亦甚少乘搭交通工具，每日累積起來竟然可以行走兩萬多步。貝先生的睡眠時間平均僅有四個多小時，而年近七旬的他，依然精力充沛，熱情滿懷。我想，這完全是心中有一團熱情的火，對這世界對美好生命極度熱愛的那團火，在支持着他前行的腳步。
採訪貝先生之前，我曾心有疑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在被外界譽為「文化沙漠」的香港，貝先生作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為何會如此熱心地支持文學事業？香港諸多的文化團體，為何單單對香港作聯情有獨鍾，這其中有沒有什麼淵源或鮮為人知的故事？
貝鈞奇，現擔任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等職務。當年香港作聯苦於沒有辦公的地點，四方籌集資金準備購置會所時，貝先生不僅慷慨捐贈二十萬元，還聯同創會會長曾敏之、潘耀明會長等四處向友好募捐籌集了一共二百萬元左右，讓作聯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永久會所，讓香港作家們有了自己的家。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在港成立後，每隔兩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廣邀海內外華人作家齊聚香江，熱心的貝先生總是義不容辭地出錢出力，協助大會成功舉辦。這些年來，貝先生對文學界的無私付出是有目共睹的，究竟是怎樣的情結讓他如此不餘遺力地對文學給予支持呢？
「支持香港作聯大約是從二○○○年開始的。因一直以來的文學情結，經朋友羅琅邀約，我與作聯會長潘耀明見了面，發現彼此原來是漢華中學校友，當時很開心。得知耀明兄多年來為香港文學事業奔忙，可以說功不可沒，但要在商業氣息濃厚的香港走一條純文學的道路，卻也是步步艱難啊！」二人近三十年未見，少年時相別，此刻卻因文學而再次相逢，心中自是悲欣交集。從那時候起，香港作聯的大小事情，似乎與貝先生再也脫不開關係。
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在文字間亦深刻體現出來。在貝先生隨筆集的序言裏，潘耀明先生的評論精準而有深度，對貝先生的欣賞亦躍然紙上：「以上的文字很樸素，疏快流動，也十分引人入勝。中國古代史歌崇尚質樸的『直致』風格，即『氣過其文，雕潤很少』，意喻文章以氣韻取勝，不重敷彩雕飾，我手寫我心，自然流沛，如移用於貝鈞奇兄的遊記，也很貼切。」
貝先生的中學同學，加拿大華文作家聯會陳浩泉會長在編後記中強調貝先生是一個重情的人。這一個情字，包括友情、愛情、親情，以致對社會人群的關懷、博愛之情。從書中得知，陳浩泉先生原來便是當年與貝先生約稿「人在旅途──海員看世界」的報社編輯，果然慧眼識兄弟啊！
貝先生對香港作聯義無反顧的支持，不僅出於一直以來對文學的鍾情，更出於朋友之間那份看重與珍惜。文學對貝先生而言，不是附庸風雅，不是風花雪月，在他眼裏，文學正如茫茫海上那顆夜空中的星，照耀他前行的路，讓他在多舛的生命旅程中，得到一種無法言說的溫暖和慰籍。
貝鈞奇先生對香港作家聯會義無反顧的支持，不僅出於一直以來對文學的鍾情，更出於朋友之間那份看重與珍惜。圖為貝先生於香港作聯三十周年慶祝活動上。
三個人的盛宴在輕鬆笑談中即將結束，貝先生忽然一轉之前輕鬆愉悅的神情，有些凝重地看著我們說：「其實香港並非外界所形容那樣是什麼『文化沙漠』，你看看有那麼多為堅持純文學事業奔忙的身影，你看看以潘耀明會長為首的香港作聯以及各位作家、詩人，你看看坊間各種以宣揚文化藝術為己任的社團和群體，你再看看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每天呈現給市民各式各樣的音樂會、話劇、芭蕾舞劇、詩歌朗誦會等等，你還會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不，我絕不贊同這個說法！因為我看到，香港的確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豐富本土文化默默獻出自己的一份力。
「當然，我更加希望香港作聯能在往後的歲月裏，多挖掘和宣傳本土文學、多培養本土新一代的作家，多元化地進行嘗試和創新，讓香港作聯的旗幟永遠是最奪目最耀眼的，讓更多的創作人才源源不絕地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來。同時我也期待作家們能多走、多看、多寫，創作出更多具有時代性、文學性且能夠打動人心的作品來。我們要用實力向心存誤解的人證明──香港是『文化綠洲』而非『文化沙漠』。我與香港作聯，從十八年前起，早就難以分割成為一體。我相信，因為文學，我的餘生會更加美好而豐實。」
言談之間，我們都為貝先生的真摯、坦誠而深深動容。貝先生大半生為家庭、事業和社會工作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他的話說自己這一辈子已經活了别人的兩輩子，超值了！就算哪一天忽然離開這世界，也是無怨無悔十分滿足了。
貝先生對生活的熱愛，對家庭的珍視，對後輩的提攜，對社會的擔當，對民眾的悲憫，對理想的執著，對生命的豁達，讓我感悟良多，獲益匪淺，其實更多的應該說是感動。其做人的態度，堅持的原則和不變的信念，都值得我們每一位後輩好好學習。
我們一生中會遇見很多人，這些人當中，有的緣份淡泊，擦身而過；有的相識多年，卻仍為點頭之交；而有一種人，卻能在短時間內令你深受感染及影響，成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師長或朋友。貝鈞奇先生對生命的態度，對人對事的謙卑，對宇宙萬物的敬畏，不但引發我們更深層次去思考，引導我們充滿信心去面對挑戰，更讓我們內心變得柔軟和慈愛，這樣的人，值得一生去尊敬和交往。
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