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
編按：作者探討近年以廣州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透過細讀林棹、葛亮、魏微等作家的小說創作，分析其如何通過多元敘事手法，描繪廣州的城市風貌，揭示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大灣區城市精神。
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深入推進，「廣州敘事」悄然勃興，期間更是誕生了一批題材豐富、風格多樣的「廣州城市題材小說」，如林棹的《潮汐圖》、葛亮的《燕食記》、魏微的《煙霞裏》、宥予的《撞空》、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伍華星的《入刀山》等。這批作品有別於簡單的城市地理志，它們憑藉多元的敘述形式和嶄新的文學觀，勾繪出廣州乃至整個大灣區城市歷史的獨特風貌，為當代漢語敘事注入了新鮮活力。
此處所謂「廣州城市題材小說」，指以廣州為背景、表現廣州歷史文化、社會生活及城市變遷等方面的小說創作，這類小說通常會深入挖掘廣州地理環境、方言習俗、歷史遺蹟、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等，呈現廣州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特徵，經典作品有黃谷柳的《蝦球傳》（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歐陽山的《三家巷》（一九五九）、章以武的《雅馬哈魚檔》（一九八三）等。與既往的同類型題材不同，近年來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無論在敘述形式、人物塑造，還是對城市風貌的描寫上都有了新的變化。
長篇小說方面，林棹的《潮汐圖》（二○二一年）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巧妙融合粵語方言，塑造了一隻雌性巨蛙在十九世紀的廣州、澳門和英國的奇幻旅程。這部小說借畫師馮喜之口，對廣州城市風貌做了細緻描摹，更彰顯出一種博物學視野下的城市浮世繪：馮喜成名後在廣州靖遠街開畫肆（這條街坐落在番鬼、洋人、外江佬、廣府人混居的十三行一帶），他受博物學家H之邀為巨蛙製作博物畫，並教畫肆的夥計們認博物畫中的生靈（五彩蝶蛹、縫葉蟻大巢、萬物標本等），也教巨蛙識字（漢字、阿拉伯數字、羅馬數字）。馮喜眼中的世界，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清代廣州，寰宇、世界、四海、萬國等名詞在此並非虛設，而指向東方與西方相遇、傳統和現代交融的歷史時刻，指向「天朝上國」（天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前夜。在這個時空中，不同的宇宙觀、知識系統碰撞出火花，博物學和博物水彩畫，即是一個縮影。
與之相對，葛亮則以「歷史小說」為方法，其《燕食記》（二○二一年）由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經歷鈎沉故事，空間上起於嶺南，終於粵港，時間上由辛亥革命至陳炯明治粵到當下約百年間。葛亮由此摸索到一條切近灣區地域文化和精神症候的取徑，這番努力在近期的「匠人系列」（如以香港髮廊為線索書寫世情變遷的《飛髮》）和《燕食記》這部全景式敘寫廣式茶樓興衰史的長篇裏開花結果。《飛髮》結尾，代表香港街坊精神的粵式「飛髮」師傅翟玉成與代表海派理髮的莊師傅的和解（莊師傅在病房為彌留的翟玉成理髮），象徵江湖道義，也寓意海派與粵港文化融合的可能——其中，翟玉成與鄭好彩夫妻相濡以沫的情節演變為《燕食記》裏陳五舉與戴鳳行的恩愛相助，讀來感人至深。可以說，葛亮對情義、道義的書寫儼然昇華為一種小說詩學。
多維筆觸刻畫廣州風貌
無獨有偶，作為「改開年代」的同時代人，魏微的寫作總是和時代的幽微變遷「同輻共輳」，這尤其體現在這部以「編年體」形式寫就的《煙霞裏》（小說最初在《收穫》刊發時擬命名為《一個人的編年史》）。小說大開大闔，從田莊的出生（一九七○年）一直寫到其猝然逝世（二○一一年），空間上遍及田莊生活過的李莊、清浦、江城和廣州，對田莊從村莊（李莊）到縣城（清浦、江城）再到城市（廣州）的人生軌跡做了一次巡禮和細描。其中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和廣州的書寫尤其精彩，生動還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珠三角都市風貌，小說也借此將田莊個人的生活和國家社會做了巧妙「對接」，使二者「同呼吸、共命運」。
宥予的《撞空》（二○二三年）和我們尋常所見的長篇相距甚遠，它拒斥家族敘事，亦非成長小說，不依靠核心事件與衝突矛盾推動情節，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為目標。從形式上看，它就像主人公何小河的一份「廣漂」生活日誌，以第一人稱視角，細膩描繪了其工作、生活瑣事與心路歷程，真實再現了無數外來者在廣州這座大都市中的生存狀態與情感體驗。尤其富有匠心的片段是小說的「第二部」，它以何小河對前女友陳小港的追憶開篇，繼而切入蘇鐵對彭冬傘的跟蹤過程。何小河為了揭開困惑（陳小港為何出現在筆記本裏？）決定還原蘇鐵的跟蹤路線。他行走在廣州城裏，海珠橋、小港路、草房圍……商舖、招牌、便利店、食肆、居民樓，街道的面貌、生活其中的人，南方城市的潮濕氣候、雨、雲、珠江和語言等，被何小河的目光一一掃描，凝固為紙上風景；蒲荔子的長篇新作《虛榮廣場》（二○二四年）則將目光對準二十一世紀初廣州的作品，其筆下的東山口、楊箕村、廣州火車站等地理位置、城市空間，散發着獨特的時代「光暈」（aura）。在描繪人物情感和心靈的同時，這部小說對廣州城市生活的複雜肌理做了深度透視，它通過敘述層面的「回顧視角」、對「成長小說」模式的擬仿，以及獨特的小說語法，寫出了人物複雜的情感結構，實現了對「文學廣州」的虛構與再造。此外，張欣的《如風似璧》（二○二四）以文學之筆重塑了「民國廣州」的城市形象，為廣州城市文學豎立起一座重要里程碑。
在中短篇小說方面，陳崇正的《開門》（二○二一年）通過「援非」醫生、抗疫志願者和門鎖修理工在封閉空間的相遇，構建了講述廣州故事和中國故事的敘事藍本；索耳的《細叔魷魚輝》（二○二三年）通過描繪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漂青年「魷魚輝」在歌舞廳反串梅艷芳謀生的經歷，展現了一幅鮮活的廣州市民生活圖景。這部中篇小說從一九九三年寫起，橫穿二○○三年，被譽為「香港的女兒」的梅艷芳支撐着細叔從青年走向中年。這段精神成長史恰與廣州在「漫長的九十年代」的城市史和社會史發展同輻共輳。「魷魚輝」這一形象便是九十年代特定的「文學產物」，它糅合兩個原型（在廣州宵夜檔反串梅艷芳而出名的市井明星「炒螺明」以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憑藉一支老舊紅色風筒闖蕩廣州燒烤江湖的「風筒輝」），如此鮮明動人，是近年來書寫粵地粵人的文學典型；與之可形成對照的，是同樣觀照九十年代省城（廣州）的中篇小說《入刀山》（二○二四）：主人公進山探視入院多年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原本只為交送阿嫲去世後留給姐弟二人的微薄遺產，不料自己成為嚮導，帶領三個病人出逃下山（「出山」）。作者伍華星有意避開具體的時間標識，但小說裏啟用的大量粵方言和細節無不在提醒讀者：「我」與從福祉院逃出來的「阿弟」（「我」同父異母的姐姐）、波鞋哥和笑面人遊蕩之地，即是九十年代工廠林立、高速發展的廣州。
文學視角折射灣區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最具活力和潛力的區域之一，其城市文學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與魅力。而廣州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更是在當代城市文學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從《潮汐圖》到《燕食記》，從《煙霞裏》到《撞空》，這些廣州城市題材小說的創作，既是對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是對全球化語境下城市發展的深刻反思。它們通過方言的創造性轉化、對城市空間的細膩描寫以及對人物命運的深入刻畫，呈現大灣區城市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融和碰撞。在此意義上，「廣州城市題材小說」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更成為大灣區城市精神的生動寫照。
（作者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簽約文學評論家，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雲山青年學者。）
（轉載自《明報．明月灣區》2025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