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
北京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
我不記得金庸先生將郭靖、喬峰、康熙稱為他小說的「三名最重要的男主角」是在什麼時候。但我確信，自這個稱呼出現時起，金庸小說的性質已從武俠類向歷史類在轉化了。
金庸先生仙逝了，但他的思想和藝術創造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攝於二○○四年金庸先生（左）與嚴家炎教授（右）四川旅遊時。（彥火提供）
大約是一九九四年，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學所做的一次講演中，講到過這樣一番話：
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滿洲人侵凌我中華，大好河山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坐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
後來金庸先生還寫過一篇學術性文章叫〈袁崇煥評傳〉。這個袁崇煥可真是光芒四射的人物，他以一介儒生去指揮軍隊，做出了驚人的業績，在明末的亂局中成為中流砥柱，結果卻被崇禎皇帝殺害。金庸這樣讚美袁崇煥：「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灑自如的作風……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構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他轟轟烈烈的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里比第斯、索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劇。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袁崇煥忠誠地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格言，可歌可泣，然而正因為這種性格，就和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之間構成了尖銳的衝突；即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崇禎也會殺死袁崇煥。可以說袁崇煥的悲劇就在於，以儒家所教導、培育的人生態度，去實踐儒家所尊崇、支持的絕對君權所産生的悲劇。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它不能回答：當袁崇煥這樣的忠臣碰上崇禎這樣在位十七年就更換了五十個宰相、殺了兩個首相、七個總督、十三個巡撫，極其專橫的皇帝時該怎麼辦？」
金庸小說從來不寫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他的筆總是與「正義」相聯繫，以「正義」為基礎，反映廣大群體、民族、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金庸小說區別於舊派武俠小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標誌，也正是金庸小說思想內涵所以高遠和豐富的一個原因。郭靖之所以能堅持抗元，死守襄陽城，一守幾十年，就出自這種愛護百姓的立場。
寫得比郭靖形象更渾厚、更豐滿、更有力度的，是喬峰的形象。他身上體現出的浩然正氣和凜然大義更為感人。喬峰處在一個宋遼嚴重對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縱然身懷卓絕的武功並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為契丹人後裔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終於辭去丐幫幫主的職務，而且一步步使他身不由己地捲進了民族矛盾的旋渦。儘管他在辭去幫主時發誓「有生之年，決不傷漢人的一條性命」，並且勸阻了幫內的分裂，卻仍然難脫困局。他越是企圖弄清自己的生世之謎，越想掙脫民族矛盾的蛛網，便越是被這張巨大的蛛網捆縛得更緊。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來越深。起初，讀者擔心喬峰陷入了惡人布置的一個巨大的陰謀，不然，何至於他走到哪裏哪裏就死人，他要找誰誰就被殺，而殺人的罪責全要喬峰來承擔？但隨著情節的展開，才知道這一切仇殺和報復有著久遠而且復雜的背景：那個殺了喬峰要找的許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喬峰的親生父親蕭遠山；而他所以要這樣殺人，是因為要報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衛士被漢族武林人物無辜慘殺的仇。小說作者從逆境中塑造喬峰形象，寫出他內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種種過人之處。血淚經歷使喬峰超越狹隘的民族立場，堅定地為宋、遼兩方的平民百姓著想。回到遼國以後，他堅決抵制和反對遼國皇帝侵宋的戰爭，迫使遼國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則在雁門關前悲壯自盡。喬峰的自殺，是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挑動民族相鬥、使百姓遭殃的不義戰爭的有力控訴。喬峰是郭靖之外另一個「俠之大者」的代表。
康熙是《鹿鼎記》中的核心人物和有血有肉的正面形象，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减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讚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祠。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絕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說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歸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的比今日好些嗎？」《鹿鼎記》的出現，標誌著金庸已經完成了由武俠小說向歷史小說的轉移。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談錄中曾這樣說：「您拿我和大仲馬相比（我）是不敢當的，他的精彩之處我遠遠不及。不過我們兩人的小說的風格很相近。」金庸一方面很謙虛，另一方面也承認自己與大仲馬的小說「風格很相近」。這裏所說的「風格很相近」，或許正可以理解為藝術上相互關聯的幾個共同點，即：神奇的想像力，豐富生動的情節，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這些正可以說是大仲馬和金庸小說最吸引讀者的地方。
金庸小說能夠讓人拿起來就放不下，甚至令人廢寢忘食，靠的是什麼呢？我認為，靠的也是藝術想像的大膽、豐富而又合理，情節組織的緊湊、曲折而又嚴密。有關這一方面，我曾在〈論金庸小說的情節藝術〉一文中，作過較詳細的探討，此處不贅。金庸小說的最大好處，是讓神奇的想像和盡可能完滿的情理結合起來。他的情節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細一想，卻又在人意中。《天龍八部》裏，那個最沒有王霸之心的段譽卻做了皇帝，最沒有男女之欲的虛竹和尚卻做了快樂之極的西夏駙馬，最懷著民族之恨的蕭峰（喬峰）卻為平息遼宋干戈而「殺身成仁」，最想當皇帝的慕容復最後卻發了瘋，只能對著幾個孩子南面稱孤。這些情節與結局，我們事先曾料想得到嗎？可以說一點都沒有想到。然而仔細一想，它們都非常合乎情理。加上在敘事藝術方面，金庸將大仲馬式西方小說開門見山地切入情節以及倒敘、插敘、閃回、推理的手法，戲劇中「三一律」式的嚴整結構，電影中鏡頭推移、組接的方法，與中國傳統小說講究伏筆、懸念、轉折、一張一弛的節奏起伏等技巧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而又渾然一體，兼有多方面的妙處，這就使他的情節藝術具有極其大的魅力。
金庸先生仙逝了，但他的思想和藝術創造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