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圖書緣

蒙憲

題記：緣分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看似無形，實則如草蛇灰線，有跡可尋。

「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我小時候家裏訂有報刊，一段時間後就要清理。記得一個週末，父親囑我把舊報刊從他們臥室拿到廳房整理。母親後來告訴我，一開始他們還聽到聲響，接著好半天就沒了動靜。她悄悄走出來，看見我背對著臥室坐在地上拿著一張報紙正看得聚精會神。母親回憶說那時我大概小學四、五年級。——這恐怕就是天性吧？！日後終身與文字為伍，和圖書結緣，也算其來有自。

外婆的舊書

我們家幾兄妹中，唯有我是外婆帶大。外婆年輕時是民國時期新桂系治下桂林地區教育界頗有薄名的私塾先生和公學校長，因在抗日戰爭時期為山區兒童施教、推動成年婦女識字而享譽鄉梓。現在回想，我的童年少年耳濡目染了外婆與眾不同的言談舉止，在外婆的《增廣賢文》、《三字經》、《百家姓》等中國傳統童蒙教材、以及民間口傳文學、民俗典故的講述氛圍中成長，在我對文字喜愛的天性裏，無意中播下了日後學業興趣和路向的種子——到了研究生求學階段我主攻民族學、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不知是否含有某種因果淵源？撫書追憶，潤物無聲。有時午夜夢迴，想起四十年前我告訴已八十高齡的外婆，我要去北京上大學了，外婆瞬間愣住，眼眶漸紅，慢慢流下眼淚……！

舊書的底色

我從此喜歡上看書。那時外婆還保留有一些民國時期舊書，其中那本《增廣賢文》讓我印象尤為深刻。雖然那時我還不能完全看得懂，不過有兩點印象深刻依稀可辨：第一，這些舊的童蒙讀物跟那時學校教材很不一樣，讓我朦朧中對人世的複雜困惑萌生；其二，書中「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等充滿人生歷練的睿智文字，也令我在青蔥歲月膚淺感知了另類民間智慧。

有賴外婆那些舊時讀物和充滿民間智慧的「口述文學」，彌補了我成長過程中傳統文化的缺失，在階級鬥爭論日漸冷冽的紅色肌理下，覆蓋上一層舊日人文情懷的暖色，讓我得以正常成長，日益走近書的世界並終身與書結下不解之緣。

少年創業——試水「圖書租賃」？！

回想起來，我的童蒙年代父母親有心也有一些能力為我們買兒童書。感恩他們令書香盈室。隨著家中連環畫、小人書（公仔書）越積越多，一日我突發奇想：何不拿去擺地攤供人租看？週末一日午飯後，我叫上大弟各自背一大袋連環畫小人書，到鬧市一條稱解放路的老街旁空地小草坪上，鋪上塑膠布，把書擺開，做起了圖書租賃生意！大半天下來，也有好幾塊錢收益！那時租看一本也就幾分錢，我除了開心之外還很興奮：作為深居機關大院知識份子家庭的孩子，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沒有大人從旁引領陪同下就敢獨自涉足社會去嘗試自己的想法而且還關涉金錢！現在回想，這也是傳承自父母親家族及他們的個人經歷。當年那種少年敢於嘗試不懼失敗亦無慮顏面虛榮的心態行止，現在回首，我覺得比金錢還重要。這次嘗試，就像是無意中為日後真正進入社會、尤其是從事圖書出版且涉及商業考慮的一次預演。

被鎖圖書室

升讀中學後，更癡迷於看書，開始接觸中國文學名著：古典的、現當代的，以及外國文學翻譯名著。經常下課後光顧學校圖書室，很快和管理員混熟後，她們竟然允許我進去翻看挑選！那一瞬間我驚喜得想繞球場跑一圈！從此我真是浸泡在書的海洋裏，貪婪地吸吮一切有益的知識養分。有一天坐在角落地上看得入迷，中午放學的鈴聲充耳不聞，因書架林立，管理員可能也忘了我還在裏面，鎖門走人。等我醒悟，不禁啞然，好在玻璃窗沒關，我倚窗向路人「求救」，幾經輾轉終得脫禁！幾十年後中學同學聚會，一位屬學校子弟的低年級學弟語我：其母是圖書管理員，曾向他述及我的這段「奇遇」。那一刻，我感念這位圖書管理員——成百上千芸芸眾學子，她竟還記得我！或許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盛行之際，看到有學生喜歡看書學習，身為師長，總會欣然記住吧？！

遲到被訓

隨著「文革」運動逐漸深入，家被抄，人被抓，書也被禁：書店下架，圖書館封存，想看書如行蜀道。那時我和三數極要好的同學之間，私底下經常相互傳換能找到的書看。因有時間限制，必須盡快看完再換下一本。於是每到吃飯，家人都在廳房圍桌舉箸，我則盛滿一碗藉口拿進臥室邊吃邊看，一邊囫圇吞棗一邊看得津津有味，添飯菜時還小心翼翼把書藏進被褥裏。其實父母外婆都知道卻也沒有太過干涉。

常因看書寅夜，翌日很難早起，遲到誤了學校晨操。那時全國遵循最高指示，由工廠選派工人進駐學校領導教育革命，謂之「工宣隊」。其中有一位管我們的高個子隊員常因我遲到把我單獨留下訓示：「看那些書有什麼用？！......」云云，我只能是低頭不語。

令人想不到的是，學校有一位教體育的老師，對經常圍在他身邊的其他同學苦口婆心：學生還是應該多學習看書。很多年以後，其中一位班幹告訴我，這位老師在勸說時舉我愛看書學習為例，說將來會有用的。我沒想到在當時那個不以讀書為榮為樂為正業的年代，這位老師竟有此膽識和遠見！後來才知，他畢業於文革前六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英文系。文革結束、社會生活進入正軌後，他改回教英文並因教學出色被抽調到市重點中學。九十年代初，他創辦私立的外語培訓學校，至今已發展成為當地著名的連鎖教育集團。他叫曾偉林，我永遠不會忘記：在當年那個火紅的革命年代，他沒有歧視我這個因家庭出身「不好」只能默默讀書的學生。

魯迅先生「開解」

隨著看書興趣日濃，範圍漸擴，可是欲看書仍難以遂願，鬱悶而躁動，情緒難抑，壞主意遂生。

父親單位後牆有缺口，用鐵絲網圍著，鑽出去沿斜坡而下是一些小塊菜地，下到坡底有一條小溪，小溪不大約兩三米寬，深不及膝，過了小溪對面沿斜坡而上有一廢紙收購站，沒有圍牆，只以鐵絲網圍著。白天看去，只見一捆捆一堆堆的書鋪滿地，那是因「破四舊」喧囂塵上抄家搜羅而來，準備溶為紙漿造紙，讓我看著真是眼饞手癢。把這些書毀掉太可惜了，既然當作廢紙，何不趁夜色迷濛鑽鐵絲網，偷拿幾本書回家？！

盜竊有辱家風，外婆和父母的教誨早已潛移默化。可是回想，我為什麼當時沒有羞恥心、沒有善惡感？！是因為太想看書的執念走火入魔而「起盜心」？！還是因為「文革」那個特殊年代發生的一切顛倒黑白、毀掉了傳統良善？！曾因此一度心結抑鬱。

日後讀到〈孔乙己〉得知，魯迅先生曾為陷入此淤泥中的讀書人開解：「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

當為此解浮一大白！

久旱逢甘霖

記得中學畢業前最後一年（一九七二年），國家政治層面有所解禁。某一天，從廣播裏得知國家將重新再版一批名著，其中有享譽一時日後卻引發爭議的《歐陽海之歌》。此訊不啻久旱逢甘霖，我們三數愛書好友相互告知，相約翌日早起排隊買書。排隊時才知，竟有人半夜就排隊在列！雖然早就看過這本「傳奇」名著，但是久違之後，還是想重新擁有。

在「文革」還在持續情況下，中學畢業後無學可上，我去了農村插隊落戶，成了一名插隊知識青年，俗稱「插青」。一年後被抽調到公社中學任代課老師，有幸再與書作伴。時代課老師裏早就有一位老三屆「插青」，其父母親在大學任教。此君亦喜看書，因學校離城不遠，他常回家且返校必攜一批圖書，大多是最新翻譯出版的。這些書我之前從來沒看過，市面上也沒有，很多署有「內部參考」字樣，沒有具體譯者姓名，只註明「xx五七幹校翻譯組」。後來才知，大概在一九七二年左右，國家政治層面有過一段鬆動，上海新聞系統組織了一批被下放到「五七幹校」的翻譯家配合時事選譯時下世界文學新著，以俄羅斯文學為主，間有英美文學，大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內部出版，不對外發行，很神秘也更引起愛書者驚喜並欲一睹為快的好奇。這位老大哥樂於分享，讓我過足了讀書癮，令日子不矌癈，內心不頹唐。在那個特殊年代，這些飄溢著油墨馨香的「內部參考」書，在如饑似渴般的「參考」中，使我輩不至於與外界脫節，並得以了解當時西方社會和文學現狀之點滴，透過翻譯家出色傳神的文筆，體驗了老一輩文化人地道而又不拘泥的中文之美，更啟蒙了我對翻譯的興趣。此前此後的且不論，其間要者有：《人世間》、《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落角》、《葉爾紹夫兄弟》等等……至今書櫥裏還擺放著這些書，如故友，如陳釀，珍而惜之。

譯書擴展視野

也因此，我對圖書的喜愛自然從中文擴展到英文並涉足翻譯。

這要先感謝我的中學英語老師韓XX：她是江浙人，一口輕嗲溫柔的江浙口音，據說年輕時曾經做過魯迅的學生。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我的英語在中學算是打下一點基礎，進入大學後才日益進步更上層樓。後來課餘嘗試翻譯時我先試筆文章，如：《聯合國「第二屆保護民俗學政府專家委員會會議」綜述》（一九八五年）等，後來才逐漸涉足圖書。多年以迄，我獨譯或合譯了幾本專業方面尚拿得出手的圖書（餘姑不論）：《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男兒本色——紐西蘭男人面面觀》、《香港名門——李氏家族傳奇》、《對話溫哥華——原住民部族、都市原住民和移民社群》等。翻譯圖書既延伸我對圖書的喜愛，也磨礪我在中文遣詞用句上的拿捏，更擴展了觀世界閱人生的視野。

職場第二春

與書為伍的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也曾有過迷失和挫折。在《再見，香港！——那一年，寫給香港的情書》的「題記」裏我曾略作自省：「回想千禧年來臨之際，互聯網熱潮襲港，光環令余目眩，竟置上司勸挽於不顧，忍棄喜愛的出版，輕許熱潮。未幾，泡沫散去，一度迷茫。」

所幸最終「迷途知返」，重回香港圖書出版界再做馮婦，開啟職場第二春。

藉著新的平台，我陸續編輯出版了香港文壇一批名家的書稿。其中有老一輩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瀾和黃霑本人文集或他人所撰：二〇一二年五月選編出版蔡瀾先生《快活》，書名是他親題，反響不錯，蔡瀾先生後來還買了一批饋贈親友；二〇一四年五月推出黃霑先生同窗李雪廬先生的《黃霑呢條友》，坊間再起滄海一聲笑，豪邁再現；二〇一五年九月《俠之大者》，將海內外眾多著名學人、金庸研究者、金庸武俠小說迷的紀念文章集萃成冊；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倪匡新編》付梓。

隨後，這個系列漸成規模，作者陣容也頗可觀：陶傑《大作家的情色執照》、《歷史的荳蔻情人》，羅孚《我重讀香港），劉天賜《往事煙花》（請得劉德華先生親題書名），顧媚《繁華如夢》（其好友蕭芳芳作序），沈西城《舊日風景》、《西城紀事》，大山《俠之大者》，《我與金庸》，以及蔣芸《彼時此時其時》、《眼中心中意中）（兩書均請得黃永玉老及其兒子黃黑蠻先生設計封面圖案）等。這批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為香港文史留下一批難得的文獻資料。

此外還有劉再復先生主編《高行健研究叢書》（六種）、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翻譯瑞典著名詩人、二〇一一年諾獎得主特朗斯特羅默《悲傷的鳳尾船》、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莫言《莫言成名作》（就在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魏承思《南懷瑾的故事——在跟隨懷師的日子裏》、邱震海《中國人成熟嗎？》、廣東八和會館《圖說薛覺先藝術人生》、閻連科《閻連科獲獎自選小說集》（時值二○一四年五月閻連科獲二○一四年度卡夫卡獎）、李昂《奢華美食之旅》，以及《文學批評與人生》（附《紀念柏楊逝世十周年》）等。能全程親自參與上述圖書的組稿編輯出版，讓我也從中獲益成長，期間多少甘苦也值得了。經年下來，竟編出了興味、眼力和修為，至今回看心中不無成就感，能寓興趣於稻粱謀，實乃人生一得。

為他人做嫁衣乎？

嘗聞：做編輯出版是為他人做嫁衣。此論謬矣！

我之一心屬意圖書出版，在為李銳老一本書的「編後記」中的「夫子自道」可窺一斑：「做書，除了有先睹為快之便外，還為自己增值：此生有涯，太多的虛假困惑不可能一一親身求解，藉做書，可補己之短。好書如他山之石，如他人杯酒；可解惑，可警醒、可授教。尤其是編讀李銳老這類紀實性的文史傳記回憶錄，獲益良多，如饋我以瓊琚—— 一冊在手，了然於心；大則知興替，見得失；小則修身自省，辨偽明真。雖偏居一隅，卻有幸與天下有識之士神交，復有緣將其坐而論道物化成書。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何幸之有？！書成，將一部書稿做成一件可以令人欣賞的作品，得作者喜愛，獲讀者青睞。何樂不為？！」

古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書是無言師。倘一生與書相伴，清風明月，又對影成幾人？！